李弟兄的日常生活
二、要求进步：
他第二个特点是一直要求进步，天天要改进。他写稿子，从前交给书房，他过没一会儿就要改，所以刘遂弟兄就说：快快送到印刷厂，快快印出来，就不能再改了。他一直要改，他写完一篇稿子，作了一上午的工，他停下来吃饭时，还在琢磨上午的稿子，吃完饭就打电话：什么地方还要改成…。吃饭后，在院子走路，又进来打电话，打给姊妹：那里又要改…，他就是一直要改，他就是不满意。他不觉得他所作的已经够好了，他说还要改的更好。他作恢复本，天天花功夫推敲，好几位弟兄在一张大桌子上，那个人怎么说？另一个手上有一本圣经又怎么说？他就一直斟酌，唉呀！不知道改了多少次，第二天来在一起研读，又是一直的在改，改到稿子到印刷厂，印刷了还不算停止。他回来再自己读一读，又再改，写在纸上，等到朱摩西弟兄来了，他就把那稿纸给他。所以恢复本、和合本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一直要求进步，他就是从不满意。就像到了八十岁，到台湾走新路，他就是不满意召会不能再继续往前，但要走新路也有很大的阻碍，很多老年人不习惯，他就不管。但他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年人要拖一个台湾众召会那部大卡车走新路；他一直要求进步，结果就走出来了。台湾众召会因着走新路都活了。真的走出来了，没有想到新路走出来了。
不光为台湾，也为着主的开展到全地。一九九一年俄国的工作的开始就是实行新路，俄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旧路，不需更改。那是主特别的预备，在安那翰有全时间的训练，那时训练两年，许多人有心愿到俄国去开展，有一些重要的书报已翻译成俄文，那是西雅图召会的几位圣徒，在十年前有负担把文字送到俄国。所以一九九一年的时候，书也有了，主也预备了人及新路，所以俄国开展一开始用一句土话说：『就打响了！』还不是人作的，乃是神在各方面都有预备。
今天全地各召会若不实行新路，就是落在老旧的光景中。凡是照着新路实行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若李弟兄在一九八四年没有到台北，今天台湾众召会可能还跟从前一样没有突破。很特别，他总是要求进步，他讲完一篇道回来，就问家里的人，你们听懂没有？你们听懂了吗？我想要说的是，他不是要考我们，乃是他要自我检讨今天所讲的道给人的印象，到底听得懂不懂？有时他也自我批评。啊！今天的第二段我不该那样讲，要是这样讲就对了。我真是很惊讶！讲道讲了六、七十年了，还来自我批评，他好象没有一天满意他已经作得够好了。这对你们青年人要事奉主的，是很好的榜样。
三、大而细的人：
另一个特点他就是很大又细的人，他作生命读经开始于一九五二、五三年，那时没有人用这个名词(生命读经)，他突然对我说：我要照着生命来读全本圣经，在半年内读完，那是很粗的，从一九七四年，他再读的时候，那就很细了，一共用了二十多年的时候来读，就是在生命读经里，也是天天有进步，到后来几年，他全本圣经几乎都讲完了。他也是大的人，他都读大的东西，神也就把大的东西给他，但他也是很细，每一字他也不放松，每字都是字字斟酌，写恢复本更是如此，他是一个大又细的人，他作人就是这样。
主的恢复不是天天平静安稳，过一些年就出来一个风波，但他不出来解决问题，他乃是作他自己该作的。第一次是他刚到美国来，那时台湾年长的弟兄张晤晨、张郁岚弟兄，他们写信来说有些人风波闹的很大，口气也很大，人也被作到他们那里很多，那里如何？那里又如何？常常写信来说他们甚至说：我脚跺一跺，全台湾都震动了。你不回来不行！李弟兄回信说：若是这个工作不是出于主，就让他们拆，若是出于主，就没有人可以拆，你们放心！虽然台湾的弟兄一再的要求他回去，他仍是过了几年才回去。后来一次又一次的风波，在美国他也是一样不去对付风波，乃是积极的作他的工。感谢主，他的工一直一直的往前、往前，那些闹风波的人就慢慢消失了。
有时那些人写毁谤的话，我们也拿到、也读，那真是，怎么会如此呢？照着推想就来毁谤你，没有事实，也编出事实了。李弟兄却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这是他的态度，风波很大，他仍睡得着，不影响他的作工，这是他大的性格。你们今天还年轻，可能有些人要事奉主事奉到老，你们还会遇见风波，就如主耶稣在地上，他不是没有遇风波，但看你这个人如何？你越应付，难处越大；他只作积极的，难处也自然过去了。
好象说了半天，他是一个冷冰冰的人，只会作工而已。但事实上，他有甜美的人性美德，非常富有感情，他满了同情，也很关心人，但因时间太少，无法作的多，但他的心里很关心人。在家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家长，对孩子、孙儿、对曾孙，它是一个非常甜美的老人，有时孙儿来看他，他就把他们背在身上，孙子也很爱老爷爷；孩子都大了，他还是尽力的温暖他们，叫他们感觉温暖。无论儿孙谁有难处，他是尽量的帮他的忙，他是一个有甜美人性的人。
李弟兄看报纸几乎只看第一版，他关心世界大事，因为他认为世界大事与主的恢复、主的再来有关，所以他很在意这件事。年轻时，从十几岁他就开始注意前十几年的历史，他不用读历史书，就从报上看见的。他记忆很好，所以他能讲近代史，就是利用吃过饭后，休息时翻一翻报纸，他不花太多时间的。
李弟兄从小是很节省的，从小到现在几乎没有过过平顺的生活，从小家境贫困。他说：我若不奋斗还有什么前途呢？他受正规教育没有多少，多是自修，他从小是殷勤的学习。在工厂作工，作没多久就成为工头。他一辈子的生活，是经过日本人坐监、审问、拷打…，从监牢出来就生严重的肺病，不要说照X光，连药也没有。那时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是一时的，主也叫他一步一步健康起来，后来他的肺甚至钙化，像蜂巢一样，但主也叫他好了，他说那一个肺病实在作了不少事，因为他被日本人放出来要为日本人作工，要他注意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哪些是国民党？哪些是共产党？要向日本人回报，他说，这可难，我怎能如此？他出监后，过了几个月，他就吐血，生了严重的肺病，躺在床上不能动，日本人也来找他，但日本人最怕肺病，又看他活不了多久，就不来了。但他也不敢就逃走，过了一年，他才从家乡逃到青岛，他说要不是那场肺病，他可逃不了日本人的手。
他经过家境贫穷、经过坐监、经过肺病，也经过贫穷。那时全时间完全凭信心过生活，他一路走来不是平坦的到终了，主也是多方的训练他。他常常提到读夜校这件事，他说那是主主宰的权柄，感谢他母亲送他去学英文，若是他那时没有读英文，现在怎能在英语世界开展主的恢复呢？他说，若仅用中文开展，那就太慢了，读英文这件事，是主特别的作为，他每想一件事都是主主宰的安排。
他年轻时喜欢踢足球，是校队。踢得非常的好，因为他跑得快，绰号叫『火车头』，他从不表示意见，球队开会时，他们去开会，他说：我不去。人家叫我踢那个位置，我就踢那个位置，我就积极的踢那一份。等到在上海与倪弟兄同工，他常常被倪弟兄问：常受，你有什么意见？他就说：我没有意见，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从来不表示意见。他连踢足球都不表示意见，他乃作他该作的。他年轻时读书，读的非常的好，他读夜校没多久，老师都说：我没法再教你了，你学的太快了，他请私塾，老师就说：李常受将来是作大总统的人（那时他才九岁），它大概有一种气质。有时候他讲小时候的故事，又顺便提上一、两句。在英文专科学校，只有一科『古文观止』是中文，其它是英文。其中有一科是文法，是个美国老太太教的，严格的不得了，但他的文法最好，老师还邀请他去她家吃饭。
李弟兄到老年，特别是生病的前几年，他常找他的孩子们到家里来聚一聚，免得他们觉得他们的父亲，一直忙工作，好象不作父亲。有时一周找他们来一次，点几处经节，鼓励他们。他有一句话：『人活在地上不爱主，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他是这样带领他的孩子，他常是顾惜他们。
李弟兄如何过信心的生活？当初，在烟台成立教会时，就是他和他弟弟来供给召会大多数的需要，后来他放下职业，有很强的挣扎。但主说：你所需要的，我都知道。他还是挣扎！主又给他一句话：你这样没有信心，就是把活神离弃了。哦！这句话使他跳起来；他说，我明天就去把工作辞掉。以后，他生活全靠信心。来台湾以前，生肺病那是最艰难的时间；等他到了台湾，带了十口之家，又另外带了两位，一位是服事他们家两三代的寡妇，他不能放下她；另外还有一位年轻寡妇，被丈夫遗弃。所以十二口人只有300美金，这种生活要天天仰望主，主也是带过来了。他到了美国，又是一大步；在美国，我在其中，他从来不挂虑钱，我也不挂虑。替他作会计的弟兄告诉他，召会一年给他700块美金。那时洛杉矶召会人很少，又多半是学生，他又养了一个全时间，但我们从来也不挂虑，我后来不管帐，李弟兄全记帐。他在财务上很信靠主，他所记的帐，极小极清楚，连会计师都惊讶！在帐目上他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从没有糊涂帐。至今生活我们从未为自己挂虑过，主也没叫我们缺乏过。但是从前的李师母经过很多缺乏，特别是李弟兄生肺病，那是很艰难的。
至于如何服事李弟兄？我从前是作教师的，没有下过厨，一直到结婚进入家庭生活才学，他从不挑剔，也从不为难我，他知道我不会作饭，所以我作什么，他就吃什么。从前在台湾有佣人，在美国没有，他就帮我一起作。洗碗、洗厕所，作完了就夸口：我作得比你好！我说：那当然，下次就由你作吧！服事他是一天一天在学的，在年轻时，他胃口好，我学了一些。他讲了一个笑话：从前有两个人，有一次煮面，太糊了加水，太稀了加面，就这样加水、加面，结果二人吃了一大团糊面。（因他看我不会作，才讲这样一个笑话）
如何认识李弟兄？我作学生时在团契信了主，也进了一个公会作礼拜。抗战啊！我在中国甘肃兰州读书、信主、作礼拜。后来我来台湾教书（是在台南师范教书），学校门口有一个国语礼拜堂。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只是很爱主。只要哪里有奋兴会我都去，那时我第一次到台南，我与刘晨曦的母亲一同住宿（他母亲是校护），就带我同去国语礼拜堂，后来与刘弟兄的父亲因介绍而结婚，所以他母亲就上台北。我也利用寒、暑假到台北，就这样进入了主的恢复。我偶尔去听李弟兄讲道，并没有个人接触。后来我在台南生病，请假上台北休息（兄嫂在台北），后来病好了，我就回台南，就与台南召会有交通，此时台北有训练（三个月），我就请长假来参加，那时才有更多的接触，但那也只是施训者与受训者的关系。后来受完训，我又接着参加第二期，我受训完毕，就有年长的弟兄来找我说，不必再回台南，我就不回台南了，在三会所服事几年，那时与李弟兄的关系就是年长弟兄与年轻的同工姊妹。到一九五九年，前一位李师母过世；过一年，两位张弟兄觉得李弟兄需要有人照顾，就来找我，我说需要祷告寻求，就从那时与李弟兄有个人的接触。如何寻求？那时有年长的姊妹，我就与她们交通，我个人是奉献给主的，是很简单，因为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说：我需要祷告。主就对我说：我是一个奉献的人，在结婚后这些年，也是这句话，没有多少的挣扎，也没有多少特别分析。（完）
转自：E-booksharing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