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声神学是洪水猛兽吗？–驳李建安的《严重问题》 （三）

• 的确，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三种典型，即大教会、小派、神秘主义。特尔慈指出：大教会是“一种为行赎罪工作起见而具有救恩的机关。它能接纳群众，使自己与俗世适应，因为在某种限度内，它为了那客观的救恩的宝藏的原故，就可以忽略那对神圣的主观的需要”（《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小派则是由“严格信仰基督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因为大家全都经验过‘重生’，这些信徒与俗世脱离，组成小群，不重恩典而重律法，在自己人中间组成以爱为根据的基督教秩序。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期望和准备上帝国到来”（《基督教社会思想史》）。特尔慈认为：“小派的基督是主，是具有神圣权威的榜样与颁赐律法者，祂让祂的选民们在尘世的旅途上受轻视和苦难，但在它再来时，建立上帝国时，它要完成它的赎罪工作。”（《基督教社会思想史》）。按照这个定义，倪柝声神学确属“小派”。但特尔慈还指出：“福音中的主要因素，往往是在这些所谓的‘小派’之中，才有着充分的发挥”（《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因为“小派既然比较上不倚赖着世界，且能始终重视基督教的原始理想，所以它们往往特别明显地代表着基督教的基本性质”（《基督教社会思想史》）。

• 对倪柝声神学倍受争议的三元论人性观，美国达拉斯神学院首任院长薛尔（Lewis S. Chafer, 1871-1952）指出：尽管《圣经》中确有不少经文可被灵肉二元论者所引证，但是很多其他经文中的“灵”和“魂”却并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名词”，所以从整体上看，灵肉二元论并不比灵魂体三元论更加符合《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徐弢等：《灵、魂、体三元论及其对华人教会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04期））

李建安很“正确”地指出倪柝声神学的另一个原则是“华族伦理实用主义”。他指出：“在华人历史上，没有一位基督徒有倪柝声如此辉煌的成就，或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倘若孔子和正统儒学思想塑造了华人的思想模式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可以说倪柝声塑造了华人基督徒的思想模式。他的神学教导和他独创的那一套属灵词汇几乎成了所有中外华人基督徒的思想方式”（李建安《倪柝声的神学神学问题》）。但遗憾的是，由于李建安所持神本神学观的先天偏见及其人文素养的缺失，根本无法系统把握倪柝声神学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基因，因此也就无法论述倪柝声神学如何塑造中国基督徒的性格。 

• 著名文化学者庞朴指出：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因为“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庞朴《一分为三》海天出版社95年六月第一版）。 

• 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也指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儒学作为一种两千年来对中国甚至东亚文化具有支配性影响力的文化沉淀，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本土基督徒信仰模式与精神质素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李竞恒 ：《耶儒之间：以儒学背景信仰基督教的蒋中正》，刊于《共识网》）。

倪柝声少时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熟读《论语》、《孟子》、《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具备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对儒家修身养性之道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他曾指出“儒家的修身是一直用涵养的工夫，用克制的工夫，涵养、克制成功，才是圣人” （《得胜的生命》）。倪柝声正是循着儒家“修身养性”之道来演绎其基督教“成圣”追求。综观倪柝声神学，一言以蔽之，“以儒释耶”，即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基督教，以基督教的语言来诠释中国传统的生命观。

• 首先，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倪柝声关于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构成的人性三元论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之上。儒家文化认为人有欲、情、性三性，所谓“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卒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篇上》“广土众民章”）“欲是逐外驰的，性是循理内含的，情则介乎二者之间，是欲之据理收敛，性之感物而动”（庞朴《一分为三》P310）。 

• 其次，倪柝声的重生得救观体现了儒家文化“天命下贯而为性”的思想。《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程氏遗书》卷十八）。天命内在于人心，因此“心即性，性即理”，“心之本体即是性”（王阳明《传习录》）。而倪柝声着重强调“重生”是得到神的新生命，“神以祂自己非受造的生命，赐给罪人，叫他（罪人）的灵再活过来”（《属灵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得着新灵时，我们也得着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作一个人的主的，乃是灵，但并不是灵单独作主，乃是圣灵住在里面一同作主”（《属灵人》）。这种“人有神性”的观点实质就是“天命下贯而为性”。 

• 第三，倪柝声所主张的“灵命”与儒家文化的“天命”同样具有群体道德价值取向。儒家文化的 “天命”集中体现在“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规范与伦理关系中，旨在处理人与人、个体与群体、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而倪柝声将 “属灵生命”具体化为 “脱离众罪”和“有行善能力”等，实际上是扬弃了西方基督教神秘派追求“灵命”的神秘性而体现了儒家的道德性，并且倪柝声要求基督徒不仅追求“基督里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追求“基督身体的生命”，本质是儒家传统的群体道德价值取向。 

• 第四，在成圣追求上，倪柝声强调否认已，“背十字架”与儒家文化 “克已复礼”、“存天理灭人欲”如出一辙。在追求成圣的工夫上，倪柝声所主张的“随从灵而行”与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致良知”更为接近。王阳明指出“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在我良知发用流行中”（传习录），“圣人之心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传习录）。倪柝声要求“信徒应当在诸事上寻求随从灵而行” （《属灵人》），就是王阳明所主张的“随感而应”。 

• 第五，倪柝声追求的“属灵人”理想境界与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天人合一”就是儒学经典《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孔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孟子“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合流”等所主张的天道与人道一体。而倪柝声关于随从灵而行，“乃是明白这最里面的灵的活动，随着它而行”的境界本质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