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声神学是洪水猛兽吗？–驳李建安的《严重问题》 （四）

（接续前篇 倪柝声神学是洪水猛兽吗？–驳李建安的《严重问题》 三）

李建安虽然无力对倪柝声的中国化人本神学进行论证，但他却仍然以神本神学为准则断言倪柝声的人本神学对“伦理实用主义的过份强调和应用却也带来了不理想的结果。最主要的是，这种不平衡的强调使原本是以神为中心的神学变成以人为中心的神学。在这种神学中，人成了焦点。以人为中心的神学之合法性和危险是我们必须特别予以关注的”。李建安认为：“人本神学(正如倪氏一样)把焦点放在人身上。这可能导致属灵骄傲或非常自卑的消极的自我形像…人本神学里对神学中伦理道德层面的过份强调经常发展成一种使人只从圣经里找出伦理教导的观点。这引致主观主义。”（李建安《倪柝声的神学问题》）

对倪柝声人本神学的这种无理指责，似乎并不仅仅代表李建安个人观点，而是一大批靠吃西方基督教“奶水”长大的华人“神学家”的基本思维。基督教自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后，多数西方传教士带着种族与文化优越感进入中国，他们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愚昧、野蛮、粗野”，将“改造”中国文化，抢救中国人“可怜的灵魂”作为他们的“神圣使命”，根本不屑与中国文明进行对话。这种傲慢与蔑视中华文明的行为遭到了中国人的强烈抵制，这是西方基督教在中国难以传播的根本原因。

自1949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已实现“自传、自养、自治”，并赢得了西方基督教人士的尊重。一些西方基督教人士开始认真审视倪柝声等本土神学，探讨其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价值与意义。但一些华人“神学家”却仍然死抱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优越感，妄图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这是他们害怕并强烈反对倪柝声这种完全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原因。这种做法对今天中国基督教本色神学思想建设是极其有害的。从基督教神学研究的视野看，无论是“神本神学”或“人本神学”，只有符合圣经真理，并且能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满足本土基督徒的信仰需求才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西化的“神本神学”与中国化的“人本神学”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对李建安等人的言论，我认为耶稣的教训就是最好的回应：“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七1–5）

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Kelly指出：人类最层次的问题乃是关乎生命的目的与意义，宗教的真正意义在于满足人类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求。一个教会能使信徒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动员到什么程度，它就能增长到那个程度（Dean.M.Kelly<<Why Conservative Churches Are Growing>>Mercer University Press,ROSE edition copy1986）。地方教会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显然，关键在于倪柝声的中国化人本神学，为中国基督徒提供了“天人合一”，也就是在“千禧年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最深刻的答案，使他们为了“分享千禧年的荣耀”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与力量。尽管“天国之路”的追求充满艰辛，必须一辈子舍已，“背十字架”，但他们明了“生命并不是自私的获得什么，保留什么，而是为一个目标，为自己所相信的，为意义付出自己的生命与力量。这种自愿为一个目标奉献与全力参与生活所产生的力量”，“使他们成为一支以见证和勇气将福音传向全世界的队伍”，这“是世上最大的力量，这是耶稣所知道的秘密，在独立教会（地方教会）中特别明显”。（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史文森（Allen Swanson）：<<台湾的独立教会>>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按照宗教社会学的观点，中国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结构的宗教生态。一是制度性宗教。制度性宗教“有自己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目前中国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典型的制度性宗教。二是分散性宗教。分散性宗教的“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如家庭、宗族、社会团体）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分散性宗教的信仰和仪式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简而言之，除五大宗教以外的家庭祭祀、各种鬼神、英雄崇拜等所谓民间宗教均属于分散性宗教。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高于教权，历代封建王朝对各种宗教均采取控制加利用的策略，即使是儒学也只能作为皇权的附庸。为防范各种宗教组织坐大成势与皇权抗衡，历代统治者绝不允许各种宗教成立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组织。为加强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自宋代以来，封建王朝通过对民间宗教的神灵赐额封爵，由地方乡绅与宗族为主负责祭祀活动，使民间宗教与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紧密结合。由于得到官方的支持，民间宗教在中国传统的宗教生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中国宗教呈现出分散性宗教强势、制度性宗教弱势的格局。

这种传统宗教生态格局具体表现为：一是无论制度性宗教或民间宗教均以场所为界、互不隶属、各自为政；二是民间宗教活动渗透到社会每个家庭、宗族，家、祠堂成为活动的主要场所，活动由家长或族长组织管理；三是宗教教职人员没有固定受薪，只依靠信众捐赠或提供宗教服务获得报酬来维生。

倪柝声关于“教会是地方的”，各地方教会行政独立、责任独立、裁判独立；各地方教会由本地长老负责管理以及信徒自行组织家庭聚会；教会“工人”必须“凭信心过日子”或“依靠福音养生”等教会制度设计与中国传统宗教生态格局完全一致，是典型的中国化教会观，与西方差会在华传教组织制度迥然不同。

鸦片战争后，西方差会来华传教的工作模式是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租房，通过行医或办学传教，发展教徒，而后建立教堂组织聚会，并雇佣中国传道人协助传教、处理教务，这一基本工作模式的背后是庞大的人力与资金的支持。

上个世纪20年代，当势单力薄的倪柝声鼓吹脱离宗派时，显然不可能沿用西差会的工作模式来推动地方教会运动。但西方学者史文森指出：“一个运动的最大资源并不是它的预算在或机构数目众多，而是它能在会友心中激发的决心与奉献的强度”（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史文森（Allen Swanson）：<<台湾的独立教会>>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倪柝声通过这一套完全中国化的教会制度设计，激发起中国信徒的宗教热情，实现地方教会运动的自我发展、自我壮大。

• 首先，“教会的性质是地方的”赋予信徒更多的权利与责任，满足他们当家作主的愿望，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教会由地方“有名声的平常信徒”担任长老管理教会，有利于协调处理教会内部、教会与社会的有关问题，确保教会在当地顺利发展。

• 其次，家庭聚会是达到教会快速增长最有效的手段。家庭聚会无需耗费巨资建盖教堂，使教会可以无限扩张而不受场地限制；家庭聚会使基督徒的见证很自然地影响到邻里乡亲，使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播；家庭聚会由信徒负责聚会活动，可以更加有效地造就信徒。

• 第三，教会“工人”恢复“使徒”称号和“工人”必须“凭信心过日子”有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按照中国传统，宗教职业人员社会地位低下，普遍被人轻视，倪柝声将教会专职人员称为“使徒”，本质上是将教会“工人”的职业“神圣化”。同时强调“凭信心过日子”，有利于遴选出一批有恩赐、有能力、有信徒群众基础、有奉献精神的优秀人才从事传道工作，有效地杜绝了各公会中普遍存在的庸碌之辈混入教会靠宗教职业为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