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之三名活实死的基督教信仰

二十世纪初，基督教美以美会、圣公会、美部会三大公会在福州已有教徒几千人，形成了一个基督徒社会活动圈。相比第一代基督教徒倪玉成，第二代基督教徒倪文修、林和平无论是在家族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基督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强势渗入中国，在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的强烈碰撞中生存与发展，必然烙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作为两种不同文化碰撞的产物，中国基督教徒仍然用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来理解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结果是导致基督教的变异，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基督教信仰。林和平的自传《恩爱标本》，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倪氏家族乃至中国基督徒名活实死信仰状况。

信仰的现世性与功利性

当时基督教信仰普遍带有典型中国人“临时抱佛脚”的观念。林和平说：“到了我六岁的时候，我母亲就为我缠脚，以为美观。在这年里，我的父亲忽然生了一场大病。这病奇怪，诸医束手无策，合家人不是如何办法。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我父亲所供事的福利洋行的主人，是一个美以美会的教友，热心爱主的张鹤龄先生提议请教会牧师祈祷。我父母只求病好，余非所计；加之主人如此提议，经理哪敢说什么呢？慈悲的神那时真听了牧师的祷告,医治了我父亲。不药而愈。

从此主耶稣的圣名进入我的家人之耳朵，数日间我们把偶像从家中一起除掉，连我缠脚的束缚也释放了。全家都信主耶稣，进教受洗。父亲跟了老板张鹤龄先生到美以美会去受洗，母亲与我就到圣公会受洗（《恩爱标本》）。”这种祈求“神”为人治病而引人入教的“见证”在林和平自传中多处提及。并且时至今日，“赶鬼治病”仍是中国基督教特别是“灵恩派”教会拉人入教的一个重要手段。

入教后的中国基督徒最经常做的事是在遭遇难事时“求神显灵”保平安，“有求必应”。林和平在生下二个女孩后担心遭到婆婆的歧视，当她再次怀孕时，“也曾想到神是无所不能的，我要起来求告他。在糊里糊涂中也会记得哈拿的故事。于是就把我的心愿倾吐于听人祷告的神面前。心里也相信他一定答应了我得祷告，接受了我的奉献。到了产期，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子”（《恩爱标本》）。

有名无实

多数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难以对基督教信仰有正确的认识，其结果正如倪柝声所指出的，“在地位上，他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在行为上，他们像世人一般”（《默想启示录》）。“人可以披上一件基督教的大衣，而‘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这真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默想启示录》P88）。

倪玉成长期任牧师职，相较于其他基督徒，其家人本应对基督教真理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但从林和平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倪氏家人在信仰上不仅有名无实，甚至连世人都不如。林和平父亲因生了一场大病，诸医束手无策，经牧师祷告不药而愈而全家入教。她回忆入教情形时说：“当我受洗之时，只知冷水在我头上一抹，牧师念了几句经文，对于受洗的真理，一点都莫名其妙（《恩爱标本》）。”辛亥革命后，林和平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此时颠倒在竹林及电影院中。三朋四友，应酬无暇。”“不期然而然从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落到一个无信仰的地步中，爱名誉、地位、势力、服装等……”（《恩爱标本》）。

1920年2月林和平因听余慈度讲道后而悔改向她小姑认罪时，作为基督徒的林和平小姑竟然说：“我早知道你不是好东西，今天神给你自己知道，真好。你罪多得很，何止得罪我啊！”林和平受余慈度影响热心传道，但其具有“贤德学女”之称的“牧师娘”婆婆听到“有许多人因我（林和平）讲道悔改受感动时竟然用十分刻毒的言语说：‘她会吠’，意是以我为狗。”“我在外如何作工，神如何用我，我家那几个姑娘（小姑子）就会发冷笑来说许多连非基督徒都不敢说的话来。” 林和平父亲死后，其家人甚至不惜违背基督教戒律，采用中国传统方式办理丧事，“父亲又是做生意的人，所交的人大半都是外邦人。此次丧事当然是长子大哥作主。当棺木出门，一路有人用道士献祭物给死人等等”（《恩爱标本》）。

不冷不热

倪柝声将“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概括为“是为着两个世界活着的。在他未到天堂之前，他喜欢尽力量得着今生所能给他的，然而，却也不愿意离开教会。成圣的道理是太严格了，舍己的行为是太艰难了。如果与他的趣味没有冲突，他也喜欢行。”“只要稍有误会，他就要不来聚会，不来擘饼，不来帮助传福音。他不热心为道，也不热心为神的荣耀。只要自己舒服，其余的事都是随便的”（《默想启示录》）。林和平曾回忆说：1920年未“悔改认罪”之前，经常“礼拜也不做了，祈祷早丢在背后。最坏的一点就是对公会里的人吹毛求疵。偶有去作礼拜，牧师讲得好，我就说他能说不能行；讲得不好，我就说他这样太不自量的人不怕羞耻”。1920年2月林和平好友余慈度到福州天安堂宣道，林和平应邀去听道。她回忆说“头一天，她（余慈度）讲亚当如何在伊甸园失去生命。第二天还是继续头一天的题目。我实在听得不耐烦，就决定第三天不去，因为这样题目，我从小都知道了，有什么可听？于是第三、第四两天又同赌友赌起麻雀来。众人说：‘糟踏了两天不打牌……，讲道一点都不懂。’我口虽不说，心里也以她们为然。”（《恩爱标本》）

林和平所描述的倪家人的信仰状况恰恰是当时中国基督徒群体信仰缺陷的一个生动写照。

尽管生于基督徒世家，但家庭有名无实的信仰实际使倪柝声对基督教并无好感。倪柝声曾说：我生长在基督教家庭中。大家庭中里外数十人都是号称基督徒的。但是，我在家中没有看见真信主耶稣，真爱主耶稣的人。我在圣公会学校念书从教员到学生几百人。最少五分之一是教友。教员大多数是牧师。但是在几年之中，我没有发现一个信了基督的人，更不要说爱他了。我母亲在卫理公会天安堂作教友，同道千余人，但是我没有看见一个相信主的人。我的四周都是宗教，都是形式，都是空言。“我只觉得（我所认识的）牧师的资格最卑鄙，除了牧师来要捐钱之外，平时看不见牧师的面。我家里的人还没有得着复兴的时候，在我家里往往有几桌的麻将牌。碰到牧师来捐钱的时候，有时就顺手把牌桌子上的钱拿些给他。虽然牧师也明知是牌桌上的钱，但是，他仍是收下。因此，我觉得牧师的资格太卑鄙了，只要有钱就行。另外，我又觉得，在教会里，又有许多教友是有名无实的”（倪柝声《往事的述说》），所以，“我根本无意要作传道，不只不作传道，也不作基督徒”（倪柝声《三次见证》）。这种信仰缺陷成为日后倪柝声主张脱离西方基督教差会，回归“使徒时代”教会的一个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