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倪柝声》之八倪柝声为何敢于脱离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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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一个时代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遗憾的是，在现有倪柝声个人传记中，对倪柝声脱离宗派、自行聚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均着重于“属灵”。“属灵”是倪柝声脱离宗派的内因，但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初中国基督教出现一些革命性变化这一历史背景，仅有“属灵”不足以让倪柝声脱离宗派。即使倪柝声有勇气脱离宗教，也不一定能取得成功。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倪柝声脱离宗派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1900年，基督教在中国虽然经历了庚子事变的严重打击，但“传教运动进入了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时期”（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1991年版）。一方面，在华各基督教团体仍然享有自19世纪沿袭下来的治外法权的保护，并且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政府于1912年颁布了《临时约法》，依法保护公民信教的自由，有力地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自庚子之变之后20年，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民国初年，一批基督徒在政府中任职，“1912年广东省官员中基督徒竟占65%，使基督徒影响大为增加”（中华归主[上]P87）。因此，1900年至1920年，基督教在华各项传教事业发展迅速，教会史学家通常将此称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时代”。据《中华归主》的统计，全国受餐基督徒由1900年的85000人增加到1906年的178000人，到1920年又增加到367000人（中华归主[上]P90）。基督教在华独立的传教团体，已由1900年的61个增加到1920年的130个，此外还有36个超宗派团体。1919年基督教教堂有6391座，布道中心8886个（《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P179-182）。

在中国基督教这个“黄金时代”的20年中，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兴起、西方自由与保守两大阵营神学之争及奋兴运动三大事件是促使倪柝声脱离宗派并取得成功的关键。

首先是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兴起。庚子事变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巨额勒索激起了一部分爱国基督徒的强烈不满和自立的决心。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发起“中国自立会”，1910年浙江平阳内地会率先响应，宣告自立。此后，自立之风逐渐吹遍全国各地。1920年各地“报告有80多处自立教会。从此历年增加，1921年增至150余处，1922年增至180多处，1923年增到290处，1924年增至此330处”（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P214）。中国基督徒民族意识的觉醒，为倪柝声及其领导的地方教会运动的崛起奠定了群众基础。而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兴起，给倪柝声脱离宗派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为倪柝声革新中国基督教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其次是在华传教士自由与保守阵营的思想对抗。清朝末年，来自保守与自由神学背景的西方传教士虽然本着互相尊重、互让互谅的原则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但传教事业上的互相尊重并不能弥合他们之间在神学上的分歧。1920年，为了反击自由派“引导基督教会进入了现代科学、学术、哲学、全球性的知识世界”（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P109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12月初版），一批在华保守派传教士成立了中华圣经联会（The Bible Union of China）。其中最大的支持力量来自内地会，其会长何斯德（D.E.Hoste）解释加入圣经联会的原因时说：“我的信念是，整体来说，现代派的运动离开了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教信仰”（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P119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12月初版）。中华圣经联会的成立标志在华传教士自由与保守阵营趋于对立，“传教士中间隐藏的分歧便浮现了，当时对抗的情况比西方教会更厉害”（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P119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12月初版）。这种对抗促进了中国教会的多样化，使中国基督徒有机会接触西方不同流派的神学思想。倪柝声正是在此背景下通过和受恩的指导，接受英国开西运动和弟兄会等一批西方非主流教派的神学主张，为其对抗主流基督教会提供了思想武器。

第三是奋兴运动在中国兴起及华人奋兴布道家的出现。奋兴运动是指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为了对抗启蒙运动对宗教的威胁，并使教会适应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重大变化所产生的宗教需求，于18世纪在英美教会发起的持续达一个半世纪的福音运动。在奋兴运动的影响下，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神医运动(Divine Healing Movement)、先知运动(Prophet Movement)、千禧年基督复临运动(Millenarian Adventist Movement)、灵恩运动、弟兄会运动(Brethren Movement)等也应运而生。

在中国，最早记载大规模的地区奋兴事件是20世纪初由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1859-1936）在东北满州带动的复兴及由浸信会与长老会在山东兴起的山东大复兴。这些早期奋兴运动主要围绕“对付罪、被圣灵充满、热心传福音”三大主题（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P6香港建道神学院2006年2月第二版）。除了地区性的奋兴运动外，早在19世纪末年开始，华人教会已出现若干奋兴布道家，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李叔青、苗子九、余慈度、丁立美、丁立介等。这批奋兴布道家不依赖外国差会的经济支持，凭“信心”走南闯北开展布道活动，为中国基督徒提供了一种不依赖于传统教会的宣教模式。这使倪柝声清楚地意识到，随着中国基督徒人数的不断增加，中国教会已经逐步进入自养时代。有能力自立的传道人无须再仰仗洋人也可以生存下去。在余慈度的激励下，倪柝声选择了脱离宗派、自组教会的奉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