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报与基督徒报

从1920年至1922年，在余慈度、和受恩的指导下，倪柝声受到比较系统的圣经及神学训练。他将基督教神学分为四大类：“一是灵性的，就是一切基督在信者内心工作的主观经历。二是福音的，就是一切基督为信者在神面前工作的客观真理。三是教会的，就是一切关乎教会的立场、办法、工作的教训。四是知识的，就是所有的教义及圣经的注解。”

在对倪柝声产生影响的神学家中，“宾路易就是只讲第一类的，而绝口不讲其他三类。后来的史百克也是这样的。弟兄会就只讲二、三、四类，而绝口不说第一类。潘汤就只说第四类而不说一、二、三类。在教会派别中，圣洁会、开西克，只讲第一类。布道家、复兴家只讲第二类。只有弟兄会能讲第三类。神学家、解经家只讲第四类。我自己因为追求作一个完全合乎圣经的，所以就盼望能够作到四类并重。不专讲一类，各类都讲。”

1922年冬，倪柝声认为“神的儿女缺少对于基督内容的认识，就是不知道什么叫作灵性的生活。差不多的讲道都是讲‘在基督里’的客观真理，而不是讲‘基督在里’的主观真理。”于是他创办了《复兴报》，目的“乃是因为我们从神那里接受了使命，要我们专门在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争战帮助神的儿女”（《文集8》P1）。《复兴报》主要刊载倪柝声学习盖恩夫人（Madame Guyon）、伊凡罗伯斯（Evan Roberts）、宾路易师母（Mrs. Jesse Penn-Lewis）等英国“属灵作家”有关“基督在里”主观真理的心得。《复兴报》是不定期的。“有稿子有钱就印一期。报是由我和王载师母二人编的。”

1925年倪柝声从南洋回福建，先后到厦门、同安、漳州等处传福音。他发现闽南基督教各公会与福州一样，“几乎是没有福音的，就是第二类的真理。号称基督徒但是连最初步的福音也不知道。加之尚有三类的教会真理，四类的圣经注解，都是信徒大众所缺乏的。而我自己又没有了地方，无处可传这些道理。”但《复兴报》太高深了，“并且偏重于一种道理，不能应神儿女的需要，应当再办一个报”。所以，1925年冬倪柝声在马尾创办了《基督徒报》。其设想是以《复兴报》宣传传主观真理，以《基督徒报》宣传“福音、普通的道、教会的真理。”“这样才能完全合乎圣经。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报》是这三类并重的。”

倪柝声以《基督徒报》作为平台，注重宣传“脱离宗派、受浸、全是祭司、巴兰的薪水、尼哥拉党的居间阶级、不弃绝主的名等各种教会真理。”具体而言，倪柝声将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德国再洗礼派（Anabaptist）的“因信受浸”，英国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因信成圣”，弟兄会关于“基督的身体”、“千年国度”、“被提”、“但以理书”、“启示录”等的预言解释，郭维德（Govett）、潘汤（Panton）、戴德生（Hudson Taylor）等英国神学家关于“得救是生命的问题，得赏乃是生活的问题”及“在大灾难前，不是全体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胜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 （《我们是什么》《复兴报》【卷四】）等神学观点融为一体，形成自己“因信得救”、“因行得赏”、“信行合一”的“在基督里”客观神学体系。

《基督徒报》“出刊后，订阅者颇多。就在那时又出‘福音讲台’，都是陆续在《基督徒报》发表了，后来才印成单本。各地许多信徒对于得救问题，多是因看了福音讲台才清楚的。”“所以，经过二六年、二七年的传布这些真理，各地陆续有人受了浸，脱离了宗派，起首擘饼聚会了。好些人来信，他们一向是抱着要按着圣经去作的心。他们也知道公会有许多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说不出一个‘道理’来。现在他们知道了，他们就起首聚会了。有的人是一直知道宗派不对，但不知道怎样才对，才能站在教会的立场上。现在他们知道了，所以擘饼聚会了。”

《复兴报》与《基督徒报》的创办发行在地方教会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上个世纪20年代，国内出现了一批不依赖于任何差会的奋兴布道家，他们走南闯北，游走于各公会之间开展奋兴布道。但由于他们的布道场所、经济来源仍然受制于邀请他们的各公会团体，因此，尽管兴起不少奋兴布道家，但最终无法通过游行布道建立起本色教会。

倪柝声则独树一帜，在没有公会场所、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孤身一人通过文字布道，最终建立起一个完全中国本土化的教会团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中国基督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真正读懂倪柝声出版发行的《复兴报》、《基督徒报》的读者，属于既有较高文化并且对基督教神学有一定造诣的教徒，是各教会中的精英分子。由这批知识分子组成的地方教会在上个世纪初可谓是中国教会中的“精英教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批教会精英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各教会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在一夜之间将一个基层教会的所有信徒全部带走，因此对中国基督教各公会的冲击力巨大。难怪至今中国基督教各派对地方教会的印象仍然是“偷羊”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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