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的典范
倪柝声神学是中国的。倪柝声将圣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人本”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典范。
著名文化学者庞朴指出: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因为“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庞朴《一分为三》p328海天出版社95年六月第一版)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也指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儒学作为一种两千年来对中国甚至东亚文化具有支配性影响力的文化沉淀,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本土基督徒信仰模式与精神质素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李竞恒 :耶儒之间:以儒学背景信仰基督教的蒋中正)从基督教由唐代至今的漫漫东渐过程看,中国人在接受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以中国儒学传统为基点来认识和理解基督教。因此,当我们与倪柝声神学相遇时,必须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去审视,否则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误读。
中国儒学本质上是“人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学说。它从人的“道德主体性”出发,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倪柝声少时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熟读《论语》、《孟子》、《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具备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对儒家修身养性之道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他曾指出“儒家的修身是一直用涵养的工夫,用克制的工夫,涵养、克制成功,才是圣人。” (得胜的生命)倪柝声正是循着儒家“修身养性”之道来演绎其基督教“成圣”追求。综观倪柝声神学,一言以蔽之,“以儒释耶”,即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基督教,以基督教的语言来诠释中国传统的生命观。
首先,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倪柝声关于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构成的人性三元论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之上。儒家文化认为人有欲、情、性三性,所谓“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卒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篇上》“广土众民章”)“欲是逐外驰的,性是循理内含的,情则介乎二者之间,是欲之据理收敛,性之感物而动。”(庞朴《一分为三》P310)倪柝声三元论人性观至今仍被主流基督教神学家广泛非议,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主流神学家是以西化的基督教人性观来理解倪柝声的中国化人性观,因此分歧在所难免。其次,倪柝声的重生得救观体现了儒家文化“天命下贯而为性”的思想。《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程氏遗书》卷十八)天命内在于人心,因此“心即性,性即理”,“心之本体即是性”(王阳明《传习录》)。而倪柝声着重强调“重生”是得到神的新生命,“神以祂自己非受造的生命,赐给罪人,叫他(罪人)的灵再活过来”(《属灵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得着新灵时,我们也得着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作一个人的主的,乃是灵,但并不是灵单独作主,乃是圣灵住在里面一同作主。”(《属灵人》)这种“人有神性”的观点实质就是“天命下贯而为性”。第三,倪柝声所主张的“灵命”与儒家文化的“天命”同样具有群体道德价值取向。儒家文化的 “天命”集中体现在“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规范与伦理关系中,旨在处理人与人、个体与群体、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而倪柝声将 “属灵生命”具体化为 “脱离众罪”和“有行善能力”等,实际上是扬弃了西方基督教神秘派追求“灵命”的神秘性而体现了儒家的道德性,并且倪柝声要求基督徒不仅追求“基督里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追求“基督身体的生命”,本质是儒家传统的群体道德价值取向。第四,在成圣追求上,倪柝声强调否认已,“背十字架”与儒家文化 “克已复礼”、“存天理灭人欲”如出一辙。在追求成圣的工夫上,倪柝声所主张的“随从灵而行”与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致良知”更为接近。王阳明指出“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在我良知发用流行中”(传习录),“圣人之心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传习录)倪柝声要求“信徒应当在诸事上寻求随从灵而行” (《属灵人》),就是王阳明所主张的“随感而应”。第五,倪柝声追求的“属灵人”理想境界与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天人合一”就是儒学经典《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孔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孟子“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合流”等所主张的天道与人道一体。而倪柝声 “属灵人”“他的灵,作他生活的特征,无论什么,都是从灵而出”的境界本质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倪柝声神学以基督教的语言诠释中国传统的生命观,赋予中国儒家生命价值追求中含混不清的“天命”、“天命之谓性”、“明心见性”、“天人合一”等以明晰的价值意义,不仅实现了“以儒释耶”,更关键是“耶儒互补”,满足了广大中国教徒的信仰需求,为广大中国基督徒所接受,塑造了中国基督徒的信仰特性,这是地方教会在中国长盛不衰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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