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声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历程
彭淑卿
（彭淑卿著：《倪柝声的末世论教会观》，新北市：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2011，12。）
（彭淑卿：国立台中师范学院幼儿教育学系学士，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硕士。）
当英国大复兴的壮阔波澜冲击到大西洋的对岸，也就是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1714 -70）引起了美国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1740-42）复兴之际，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也同样注入了一股复兴的风潮，特别在美国大复兴的末期时，许多宣教士愿意前往中国传福音，如：英国来的实威廉（William Burns，1815-68）和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来自美国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1835-1920）和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及来自挪威信义会的孟慕真教士（Marie Monsen, 1878-1962），他们都做了杰出的贡献，带领全中国进入崭新的时代。（1）
在中国教会历史中，有一段福音的复兴时期，那时人才辈出，像丁立美（1875-1936）、宋尚节（1901-44）、余慈度（英文名字是 Dora Yu，1873-1931）、石美玉（1873-1954）和汪佩真（1899-1969），这时也正值古约翰和郭显德这些人在中国竭力作工的时候。接着的一个复兴，可称作福音奋兴的时期，代表人物有杨绍唐（1898-1969）、贾玉铭（1880-1964）…等，倪柝声也是其中一位。他们都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为着神福音的工作不遗余力，所以在当时有三句很有名的话：「出代价，跟随主，走道路。」倪柝声是在上述所提及余慈度的福音复兴聚会中得救的。随后，倪氏从一位英国的传教士和受恩（M. E. Barber, 1866-1930）得着更多的造就，并受到英国弟兄运动（Brethren Movement）神学思想的影响。倪柝声在中国的布道工作，一如其「柝声」之名，意思是更梆之声或警钟，警戒神所有的子民，为着要来的全新时代一同齐心努力。（2）
中国有句古语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一位伟大人物的兴起，往往和其生存时代的背景密切相连，甚者，在时代交替的洪流中，可以另创一番新颖的局面。是故，了解倪氏当时生存时代的背景，将有助于对其神学思想发展的源起、过程，并其尽职的方式和生活，有更深入的认识。
第一节 时代的背景
倪柝声的家族历代定居于福建省的省会福州。一八三九年左右，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诞生时，适逢中英为着限制外贸爆发战争。经过三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在屈辱下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香港自一八四二年割让与英国，且开放福州及其他四个海港供外商贸易，（3）至此，商人、政客、西教士一举来华，以谋达成他们个别不同的目的。不少西教士热于传教，便不惜借助列强武力的庇护，借着不平等条约的权利，在国内扩展活动的范围，因而惹起了国民的反感，以致教案频频发生。在一般国民的心目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是划上等号的，教会是文化侵略的工具，教徒是支持帝国主义的叛徒，社会上官绅之流更视基督教为异端邪道，对国家人民没有什么好处。（4）这些原因引起十九世纪时不少反基督教的活动，成为发展宣教事业的障碍。一九○○年间在华北一带所爆发的拳匪祸乱，更是反教运动的高潮，拳民杀洋仇教，造成后来清廷政府重大的损失——「割地赔款」。这样看来，倪家自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5）开始，能保持着基督教的信仰，在当时晚清社会的情况之下，并非容易的事。（6）
倪柝声的祖父倪玉成是隶属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的一位牧师，所以倪氏的父亲倪文修自小就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倪父为人庄重，和蔼可亲，并且具备中国男士的君子风范，这样的性格对倪柝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倪柝声的母亲林和平（1880-1950）是一个性情刚强的人，她的养父在福州南台洋行经商，当她约六岁时，养父患了一场怪病，但借着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牧师为他祷告，他获得痊愈。后来，林氏夫妇受洗加入教会。林和平十一岁时进入美以美会的学校读书；年十六，她想到美国学医，于是先到上海中西女校（Mc Tyeire School for Girls）学英语。在上海，她首次认识一位自由传道人余慈度，而且被她的见证所感动。（7）不久，林和平的养母反对她去美国求学，并且答应了福州倪文修的寡母前来为孩子说媒的事。按照父母之命，一八九九年十月，倪文修与林和平在南台举行婚礼。
婚后，倪柝声母亲林和平连生了两个女孩，（8）在重视男嗣的中国社会中，旁人挪榆的讽刺势必在所难免。在愁苦中，她曾照着哈拿的祈祷向神许愿说：「神啊，你若赐我一个儿子，我一定将他献给你，一生为你的仆人」（9）结果她的夙愿得偿，倪家有了后嗣。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倪柝声在汕头出生。（10）起初，倪氏名叫「述祖」，意思是「继述祖先志业」：后来改名「柝声」，就是更梆之声，借以提醒他，倪母在晚间更夫敲竹梆时向神所许的愿。（11）
倪家共有五男四女，（12）夫妇二人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在礼仪书法方面均加以训练。倪父倪文修从汕头回到福州后，请了一位秀才作家庭教师，教导孩童学习传统的古典文学和道德。虽然清政府在一九○五年（光绪32年）废掉了科举考试制度，以西方教育取而代之，但在启蒙教育的阶段，一般孩童们仍多接受传统思想的教育。倪家爱好音乐，孩子对中国古调和圣诗都有学习的机会。一九一二年，民国政府正式成立，结束了二百六十七年外族的统治。孙中山先生在南京被选为第一任总统。他期望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来建造中国今后的政制。但因袁世凯在北方为图谋国家的政权伺机而动，孙氏便在南方沿海城镇倡导「第二次革命」运动。倪母林和平对孙氏的爱国运动人力支持，组织妇女爱国会，并出任总干事。当孙氏在一九一三年到福州时，她更盛情款待他。民国的兴起并没有带给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与统一，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国内军阀割据，国外列强虎视眈眈。」日本在一九一五年初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件」，意欲瓜分中国领土。当时全国上下弥#24357;漫着一股爱国的情绪，国家前途的问题环境在一般知识青年的心中。无疑地，倪柝声的少年时代深受这动荡不定的政局影响。（13）
一九一六年，十三岁的倪柝声进入福州三一书院（Trinity College）初中部念书。三一书院设有小学、初中、高中、师范及神学等五个部门，是英国圣公会的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所开办的。该校的行政和校务工作，系由北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传道团（Dublin University Fukien Mission）负责，因此教职员都是从北爱尔兰来的宣教士。三一书院在福州的声誉甚高、师资优良，设备相当完善。（14）校内的宗教生活，十分严谨，并且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这些都是倪氏所不喜欢的。倪柝声的中学时代，正是中国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传统儒家思想受到广泛的抨击，被认为是昔日封建社会的遗迹，不能适应现今社会的需要。为要填补思想上的真空状况，一般知识分子就不约而同地学效西化，尝试为国家谋求出路，积极从事社制改革的工作。「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特色，就是白话文学的兴起取代了传统古典的体裁。一种清新脱俗、自由奔放的风格，纷纷呈现在当时的文坛上，一群莘莘学子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获得了释放。倪柝声在教会学校受教育，所学的主要是西方的一套，中国传统的文学训练退到次要的地位，他接触新文化的思想，阅读不少当时流行的白话小说。他天聪敏悟，学业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可惜他在圣经科的表现不佳，必须靠作弊获得及格。虽然倪氏生长于基督教的环境中，但他对传统式的宗教生活兴味索然；相反，当时校外正在酝酿中的反宗教运动，给他带来不少刺激。（15）
一九二○年初，余慈度前往福州主持布道大会，倪母林和平在聚会中决定接受基督的信仰，并且经历生命翻转的改变，她竟然冲破了传统礼教的桎梏，不计较母亲的身份，向孩子承认以前冤枉打他的罪。倪柝声受母亲的改变所感动，也愿意参加余慈度的布道会，结果他在会中接受了救恩，并且立志完全献身给神。倪氏认为得救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接受基督为救主，另一方面是以祂为主去事奉祂。（16）十多年后（一九三六年），当他回忆当日的经过时，他说：
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上，我独自在房间里，有坐卧不安之感，问题是要信主还是不信。后来我跪下祷告。起初没有话祷告，但过了些时，我看见有许多的罪摆在面前，并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一面看见主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一面也看见主伸出双手来欢迎我，并对我说：「我在这里等候接受你。」这样的爱折服了我，我无法抗拒，就决定接受主作我的救主。以前看见别人信主耶稣，我就讥笑他们，但那一夜我不能笑。我流泪认罪，求主赦免。……我对主说「主啊，你实在恩待了我。」（17）
倪氏的献身是非常彻底的，他深信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神，因此，他不敢浪费一文钱、一刻钟或一点力量，必须完全为主而活，也唯有如此，才是一个完全属乎主的基督徒。此后，倪柝声决定放弃以前在圣经课程上的作弊行为，并且冒着被校方开除及丧失奖学金的危险，坦白向校长供出自己的过错。幸而，校长因他的诚实宽恕了他。这次付出极大代价的决定，是他人生的转折点。（18）
之后，倪氏带着一般青年人初信的热诚，跑到上海，在余慈度开办的圣经学院里接受训练。但当时他的生活不够纪律，他要食得好，穿得好，早晨八时才起床。（19）一年之后，余氏劝他离开学院，倪氏也决定先返三一书院完成他的学业。倪氏回到三一书院后，开始积极在学校和街道上传福音，当时福州有仓前山的大复兴，他先后认识一群热心事奉的青年，其中包括王载（l898-1975）、王峙（王载的弟弟）、王连俊、缪绍训、陆忠信、魏光禧等，与他们有一段同工的日子。（20）并且在福州马尾，倪氏经由余慈度的介绍，认识了一位日后对他影响至为深远的英国传教士——和受恩。
虽然倪氏初期的福音工作略有成绩，但他并不感到满意，一方面学校和城中未闻福音的人实在太多，另一方面他觉得需要获取从上头来的力量。（21）所以，倪氏常与一班年轻信徒到街上，敲锣唱诗，手拿标语，宣讲救恩之道。他们又联群结队，利用假日盛会，下乡作见证，社会里各阶层的人，都是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为了初信的人，他们编排圣经课程，作灵命栽培之用。这种重视传福音和造就信徒的工作，成为日后倪氏「地方教会」事工的一个特色。当倪氏在三一书院最后的一年，他开始发行几期油印的《复兴报》，主要的目的是扶助初信者和同工们灵命的长进，内容也有一些研经的心得。这是一份不定期的刊物，免费赠送给那些索取的人。后来当倪氏阅读到西方许多属灵的著作时，他也写了一些文章，刊登《复兴报》 上。三两年间，这刊物获得不少读者。（22）
好景不常，在南台（今仓山区）的福音工作因人际关系上的磨擦产生分裂，王载和王连俊要求倪柝声离开他们的团契。赖恩融（Leslie Lyall, 1905-96）在其著作《中国教会三巨人》中指出，这次的纠纷是由于双方对经文的诠释有不同的看法。（23）倪氏的同工当中，有人主张积极于传福音和奋兴会的工作，这些工作常有易见的果效，但倪氏的信念并不是如此，他说：
当我花时间查读使徒行传时，就看见神要在各城市建立地方教会。那时这个光临到我身上是相当清楚给我看见神的目的是在此。光一出来就出了问题，因为有的同工未见这个光，大家对工作的重点不同，就有磨擦的事……一条是专门复兴布道的路，一条是建立地方教会的路。（24）
由于工作的亮光不同，便引致工作路线的分歧。
另一个冲突是关乎按牧的问题。当时倪氏大部分的同工想邀请一位牧师来按立他们为牧师，但倪氏竭力反对这事。他认为牧师是神赐给教会的一种恩赐，但教会中不应有牧师一人治会的制度，否则便形成一种居间的圣品阶级，违反圣经的道理。陈则信在《倪柝声弟兄简史》 中说：
那些热衷于按立牧师的人更认为倪弟兄在他们中间是一个大难处，叫他们不能随着自己的意见而行。他们商议的结果就决定将倪弟兄从同工中间革除出去，并在会中正式宣布这件事。当时许多人听见心中非常气愤，为倪弟兄大抱不平！（25）
结果在一九二四年，倪柝声为了避免与同工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便离开了福州，之后前往南洋和日本各地去领会。到了一九二五年元月，福州的春令会已筹备就绪，快要举行，预料不少信徒将会参加。王载写信给倪氏，叫他不要前来赴会，因恐他会成为别人批评的对象，如果他不在场，工作会较易于进行，倪氏获悉之后，感到极度苦恼，内心难过。他与南台弟兄的分裂，好像已无法挽救了。（26）
因着一九二二年以来，国内爆发了一连串反基督教运动，声势浩大。在上海，一群学生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又发出宣言和电讯，指责基督教在中国流毒深远。当这反教运动发展至北京时，它改名为「非宗教大同盟」，并且扩大了活动范围，他们攻击基督教的理由，就是说宗教是一种迷信，不合科学，不讲人道。（27）故到了一九二四年，受到国内政局的刺激，反基督教活动再度加剧。一般反对基督教的言论，都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外强借此欺压中国人民，嚣食中国的领土。在学生圈子里，示威、游行、罢课、宣传等活动，相继出现。教会学校中也发生不少「学潮」，校方被逼宣布停课。政府当局亦在那时执行「收回教育主权」的措施，对教会学校严加控制。在一些国家主义者的眼中，基督教教育实在是一种奴化教育，无异于对中国的文化侵略。（28）一九二五年，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当时英警在公共租界开枪射击一群正在示威集会的学生，造成多人罹难和受伤。「沪案」成为一连串仇洋运动的导火线，在汉口、南京、重庆、宁波、厦门等城镇，华洋的纠纷先后发生。这可说是二十年代国家主义运动的高潮。（29）
在接二连三出现的爱国浪潮中，中国教会首当其冲，受到不少仇洋反教的国民攻击，又加上一些政治党派在背后推波助澜，国家主义的情绪几乎达至高峰。教会处于水深火热中，之后的命运似乎岌岌可危。一些教会领袖为势所逼，便挺身而出，设法寻求解决的方法，并且积极推行教会本色运动。他们和许多西教士都相信，如何将教会的事务移交本国人管理，实在是当前的急务。当代有不少像倪柝声一样的中国信徒，正想脱离教会传统的形式和宗派的制度，建立一种比较纯朴的教会生活，如真耶稣会、耶稣家庭、耶稣教自立会等例子。（30）
一九二六年秋，一场严重的肺结核病临及到倪柝声，几乎摧折了倪氏的志气，他需要返回福州马山茅屋来疗养，就在他养病的一段时期，他决心提笔撰写他的巨著《属灵人》。在倪氏一生中，这是非常艰苦的岁月，他说：「有两个月之久，我每天在撒但的齿缝中生活。」（31）这期间，和受恩教士定期带着「基督是得胜者」的信息来探望他，到了次年五月，他的病情略有好转，他携带初步完成的稿件返抵上海，在李渊如（1894-1969）的协助之下，继续完成这份写作的计划。李女士是南京灵光报的前任编辑，她对倪氏一生中的文字工作有极大的帮助。（31）
之后，倪氏迁往上海，为他的教会理想而努力。一九二七年底的一次擘饼聚会，只有四人参加，包括倪柝声、内地会的西教士祝康宁（Frederick H. Judd, 1871-1955）、李渊如及一位自由传道人汪佩真。到了一九二八年初，他们在哈同路文德里的一所房子开始聚会，倪氏便尝试在这个新兴的团契中推行他的「地方教会的计划」。（33）在《复兴报》迁抵上海发行的发刊词中，他对自己的工作满怀希望，说：
神在今日的目的，就是要赶快完成祂儿子的身体，赶快把仇敌除灭，把国度带领进来。神在今时代所有的目的。可说就是被教会拦阻着。我们深信在这不多的日子中，神必定要召集他的儿女同归于一，好叫教会不特不作阻挡的人，并且与神同工，成功祂的永远定命。我们谦卑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在神的手里，在这荣耀的工作中，有一点的分。（34）
在魏光禧所著《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一书中，也记载着倪氏对这次聚会见证式的回忆，他说：
一九二八年一月，我们租了哈同路文德里的房子，二月一日就起首有特别的聚会了。这一次聚会，我们的中心信息是只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我们并没有题到教会的真理等问题。这次聚会，从外埠只来了二三十位弟兄姊妹。神给他们亮光，叫他们知道该怎样走道路。（35）
一九二八年三月以迄六月，这三个月的时间，倪氏继续写完《属灵人》一书的最后几章，等到脱稿后，就因肺病加剧，约有一年时间，卧病在床。从生病卧床至得神的医治后，他说他更清楚神所要他作的工是什么。他认为神所托付他的有四方面的工作：
1 文字工作：
「病愈后，神给我看见，祂给我信息的中心，不是解经，不是传普通的福音，不是注重预言或外面的东西，乃是生命的活道。」（36）
2 召开得胜聚会：
「神使我看见，在各地教会需兴起一班得胜者（如启示录二、三章所说的），作主的见证人。所以每年召开一次得胜聚会，将神给我的信息，忠心的传扬出去。」（37）
3 建立地方教会：
主呼召我来事奉祂，不是重在各地开复兴布道会，使人多听圣经的道理，也不是要我作一个布道家。主乃是给我看见，祂要在各地建立地方教会，来彰显祂自己，并站在地方的立场作合一的见证，使圣徒们在教会中各尽功用，过教会生活。神所要的不仅是个人追求得胜，追求属灵等等，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荣耀的教会献给祂自己。（38）
4 训练青年人：
若是主延迟回来，就需要兴起一班青年人，继续第二代的见证与工作。很多同工已经为这事祷告，盼望能预备合适的地方，为训练青年人用。我的意思不是要开神学院或圣经学校乃是要青年人住在一起过身体生活，操练属灵生命。他们在这里受训练，得造就，学读经，学祷告，并建立良好性格。在消极方面，训练是要他们学习如何对付罪、世界、肉体、天然生命等。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些青年人要回到各地教会与众圣徒一同配搭，在教会里事奉主。（39）
上述的四项工作，在倪氏一九二九年底病愈前后，就陆续实现出来。举例说明，在文字方面，他恢复出刊《复兴报》，期望在「属灵生活和属灵争战上」帮助信徒。（40）陈则信在其所著 《倪柝声弟兄简史》一书中，曾提到说：「…圣灵借着这些文字在各地作工，有不少人起来追求属灵的事，好像雨后春笋一般。」（40）关于召开得胜聚会的方面，意即特会的召开，有一九二八年初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特会、一九三一年十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特会，以后则逐年召开，每次都有许多外地信徒前来参加，特别的是在一九三二年第三次特会的召开时，这次从英国、澳洲、美国来了八位弟兄姐妹，他们是属于「闭关弟兄会」（Exclusive Brethren）的。因为倪氏曾远从中国向弟兄会函购许多书籍，而这些书籍多是解经等类图书，在国外是曲高和寡，并不是很畅销，故倪氏购买的举动引起了弟兄会的注意和好奇，弟兄会的弟兄就写信给倪氏，彼此有了书信上的交通，进而弟兄会更派遣了八位代表前来中国访问，同时弟兄会也恳请倪氏到欧美去看望他们。（42）
一九三三年，倪氏应弟兄会的邀请，前往欧美看望弟兄们。他先到英国，途经加拿大，然后去美国。倪氏到英国时，想去见他所仰慕的一位信仰灵性方面的作家史百克（T. Austin-Sparks, 1888-1971）（43）先生，但并未见到史百克本人，直至一九三八年倪氏再度访英时，才会晤了史百克。倪氏认为史百克是为主使用，且最能叫他得着供应的人。（44）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九日，倪氏在杭州与他青梅竹马的女友张品蕙小姐结婚。他们的婚姻，说来十分曲折。倪、张两家的上一代在福州南台比邻而居，两家常有来往，因此他们的下一代，从小就结伴在一起读书玩耍，到了青年时期，倪氏心仪着张品蕙，双方也彼此有了感情，但青年时期的倪氏，在基督信仰上十分执着，他深信圣经所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的经训，而张品蕙当时在信仰上尚未皈依基督教，所以倪氏经过一番挣扎后，便决定与她分手，张品蕙遂北上燕京大学求学，两人从此中断来往，直至张品蕙燕京大学毕业，重返上海，被邀请参加在文德里的几次聚会，后来信主得救，再经过品蕙之姐品芳从中撮合，倪母就为倪柝声安排婚事，她选择了十月十九日她自己的结婚纪念日，来替儿子完婚。（45）但这婚事受到张品蕙的姑妈张美珍的拦阻，张女士抚养品蕙长大，她并不喜欢侄女下嫁一个穷传道人，也许她正另有为她作媒的计划。张女士因为反对失效，便在报章上极力批评倪柝声，指责他夺去她的侄女，而且接受外国差会的资助。当时，在教会圈子甚至出现不少传单，采用严厉的诤言，以作宣传。事情的背后可能是一些反对倪氏的人，趁这机会，借张美珍的手来破坏倪柝声的名誉。倪氏在气愤之余，停止了事奉，并落在一种极度消沉的境况中。（46）
在经历一段属灵的荒凉之后，一九二五年在山东烟台，倪氏越过自己过去对妇女讲道的限制而参加了内地会宣教士巴若兰（Elizabeth Fishbacher）负责的奋兴会。巴若兰的讲道吸引了倪柝声，使他得着了一种新的释放，复苏了他沉寂多时的灵命，当时他打了一封电报回上海说：「我遇见了主。」接着他在秋季的聚会释放「圣灵浇灌」的信息，带领许多人进入他所经历属天的能力中。（47）
一九三八年，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上海和南京已变成沦陷区域。国民政府开始西迁运动，在四川重庆建立暂时首都。「地方教会」运动发展也受战事影响，当时倪氏全力承担教会的事工，鼓励信徒坚守信仰，共渡患难。他打发了一百二十位「使徒」，前往国内各地作工。（48）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引起了太平洋战事。国内公共租界再也不能给予西教士和教会任何保护，不少外国人士遭受日军严厉的管制。东南沿海一带的商业贸易，形于瘫痪的状态。当时通货膨胀，币值下跌，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在政治经济的危机中，「地方教会」的事工仍有稳定的发展。倪氏除了照顾信徒灵命的长进之外，还需要应付地方教会在经济上所产生的问题。如何供应将近两百多位全时间的工人？如何维持出版事业、支付房租与各项交通费用呢？这多方面的开支，并不能只靠信徒十一的奉献来维持。（49）一九四二年初，倪氏毅然作出一项日后受别人批评不已的决定，他出任倪家弟兄合股经营的生化制药厂的董事长，并且聘请殷祖澜为经理，自此药厂的生意日渐发展。（50）但自倪氏投入药厂的工作之后，由于责任繁重、人事的复杂，并且处理药厂事务又很难面面俱到，许多弊病就随之而生；而更严重的，乃是教会同工对他的不满，像当年与倪氏一同齐心建立教会的李渊如，就因着生化制药厂的经营问题，感到十分不满意，结果离沪赴苏州，有许多年的时间，他们之间互不见面；还有许多过去十分敬重倪氏的教会同工，也因倪氏经营生化制药厂之事，纷纷离他而去。当时在教会中，评断的话语十分多，甚至讥笑毁谤生化制药厂为「生话」制药厂。（51）虽然如此，在倪氏心里的安慰是：「我只不过做保罗在哥林多及以弗所所做的。」（徒 18 : 30 , 20 : 34）（52）他想仿效昔日保罗以织帐棚的工作来供应同工们的需要。倪氏从商的行动，引起上海文德里教会长老的疑惑，到了一九四二年底，他们要求倪氏停止在文德里讲道。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倪氏放下生化制药厂的工作，并且承认了自己的过失，（53）再得俞成华、李常受在上海教会多年的铺路疏通，一九四八年四月，倪氏终于回到上海文德里教会，他与当地长老之间的关系也恢复过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中国教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当华南各地先后易手时，倪氏预料在共产政权之下，「地方教会」的发展将大受影响。当时不少人离开大陆，迁居东南亚及台湾等地，而「地方教会」向海外发展，似乎是因应环境所需的结果。倪氏的同工缪绍训和吴仁杰返菲律宾；李常受到台湾；陈则信和魏光禧往香港；陆忠信回新加坡，他们个别领导当地的地方教会。一九五○年间，倪氏在香港领会，并且协助教会计划购置一座适合的会所，那时徘徊在他脑海里的问题是：应不应回到国内牧养「地方教会」，或逗留海外从事发展的工作？（54）因着倪氏早已熟悉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概要，深知它的反宗教本质。（55）一九五○年六月，虽然李常受在临走香港前曾尽力试图劝阻倪氏不要回上海，然而倪柝声说：「但是弟兄，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把教会建立起来，我现在能够丢下他们不管吗？使徒们在这种情形下不是仍留在耶路撒冷吗？」「我不以性命为念，如果房子塌下来，我的孩子还在里面，我必定把它支撑住，即使要我的命也不顾惜。」（56）这时共产政府对国内基督教的问题执行了新的政策，成立「三自革新运动」，旨在肃清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份子。一九五一年间，「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发动一连串的控诉大会，对付当时一些不与政府合作的教会领袖。一九五二年四月，倪氏前往东北的沈阳领会，在途中被公安局拘捕，后被判入狱十五年。一九七二年六月，安息主怀。
（1）史伯诚，《倪柝声殉道史》（美国：见证出版社，1995），1。在本书的第一页中，孟教士（孟慕真）的外文名字有误，并非（Mary Munson）而是（Marie Monen），需要注意。
（2）史伯诚，《倪柝声殉道史》，2。
（3）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传》（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戴致进译（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1985），5。
（4）吕实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一八六○——一八七四〉（台北：中央研究院），1995， 转引自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析声思想的研究》（香港：宣道出版社，2003），16。
（5）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或称亚比丝喜美会，今译为公理会。美部会在一八四七年到福州传教，不久开办了一所西式学堂，倪玉成就在那时信主并且后来成为闽江一带的著名传道人，他有解经的恩赐，于一八九○年离世。参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析声传》，7。
（6）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16-17。
（7）同上15-16。在本书的第15页中，林荣洪写到倪玉成是隶属美国公理会差会 ( American Board Mission),不过当年在中国，应称作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或称亚比丝喜美会，现今才译为公理会。
（8）即倪闺臣、倪闺贞。
（9）金弥耳，《中流砥柱一倪柝声传》，2-3。
（10）倪氏原籍福州，因着当时他的父亲倪文修在汕头海关作监督，故他在汕头出生。参陈则信，《倪柝声弟兄简史》（香港：基督徒出版社，1997），9。
（11）林荣洪，《属灵神学一倪柝声思想的研究》，15。
（12）继倪闺臣、倪闺贞之后是倪柝声、倪&##24576;祖、倪宣祖（但宣祖只活到中学的年运） · 倪天婷、倪天菁、倪洪祖、倪兴祖。倪家的孩子共有九个，五个男孩，四个女孩。参金弥耳，《中流砥柱一倪柝声传》，15。
（13）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17。
（14）三一书院的课程，包括「圣经、读经、修身、国文、诗集、历史、地理、博物、数毕、希文、英文、图书、国语、体操」等，该校没有大学部，高中毕业生可获保送到上海圣公会的圣约翰大学。参査时杰，《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台北：华神出版社，1983），309。
（15）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17-19。
（16）倪家一向家规严格，但有一次林氏为了一件打碎的装饰品，竟冤枉倪柝声，并且痛打他一顿，事后亦无道歉之意。这事使他感到羞愧难堪。参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19。
（17）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倪柝声》（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96），7-8。
（18）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传》，27-28。
（19）魏光禧，《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2），15。
（20）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析声思想的研究》，20。
（21）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倪柝声》，43。
（22）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29。
（23）赖恩融，《中国教会三巨人》，张林满镁等译（台北：橄榄文化事业出版，1984）53。
（24）魏光禧，《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32-33。
（25）陈则信，《倪柝声弟兄简史》（香港：基督徒出版社，1997），13。
（26）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31。
（27）林荣洪，《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中神神学丛书第二辑（香港：天道书楼，1980），130-43。
（28）同上，154-66。
（29）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31-32。
（30）同上，32。
（31）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传》，93。
（32）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33。
（33）同上，35。在此页中，祝康宁的外文名字有误，并非（Charles，H. Judd）而是（Frederick. H. Judd）。
（34）同上，35-36。
（35）魏光禧，《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35。
（36）同上，43。
（37）同上，44。
（38）同上。
（39）同上，45。
（40）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318。
（41）陈则信，《倪柝声弟兄简史》，42。
（42）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319-20。
（43）史百克是英国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曾创立南伦敦荣橡路（Honor oak Road）的「基督徒交通中心」，他一生致力释经及布道工作其神学思想与凯锡克（Keswick）的传统有密切关系，他也受到宾路易女士的影响。史氏出版《见证人及见证》（A Witness and a Testmony）刊物，对十字架的信息甚有研究。他这方面的思想及其著作 《属灵的人》（The Spiritual Man）对倪氏有很大的帮助。转引自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39 （注56）。
（44）陈则信《倪柝声弟兄简史》，44-45。
（45）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320-21。
（46）林荣洪，《属灵神学一倪柝声思想的研究》，41。
（47）金弥耳，《中流砥柱一倪柝声传》，124 – 25。在此书的第124页，金弥耳写到内地会费巴姊妹由于当时的中国称姊妹为姑娘，所以姊妹的用词在这里似乎不恰当；这位内地会宣教士费巴中文名字是巴若兰。
（48）林荣洪，《属灵神学一倪柝声思想的研究》，44。
（49）同上，46。
（50）同上，47。
（51）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329。
（52）金弥耳，《中流砥柱一倪柝声传》，158。
（53）倪氏认为自己的情形就好像一个寡妇带着几个孩子（指教会同工），盼望养活他们，但是盼望养活的事作不成功，因此以后寡妇就再嫁（指经营生化制药厂之事）了。过了一些时候，孩子却都没有了。到那时，说起来也不知当初为何要再嫁。参倪柝声，〈对付玛门与事奉神〉，收入于《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一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2002），213。
（54）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51。
（55）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传》，182。
（56）同上，183-84。
（57）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52。
（58）金弥耳，《中流砥柱——倪柝声传》，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