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之目的是解析基督徒聚会处的教会治理模式，并探讨它们对西方基督教支配权力的挑战与抗衡。基督徒聚会处具有独特的教会治理观点，包括长老职责、事务处理、圣徒事奉。这种治理模式源自于圣经教义，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治理必须顺从圣灵运行，因为基督是教会治理权威的唯一基础。基督徒聚会处批评教会宗派与差会，因为它们垄断所有教会的治理，限制并取代长老和所有信徒的角色功能。这种变相的事奉系统沦为一种科层组织，物化与异化的结果，扼杀了最基本的灵性功能。透过对公会宗派去中心化的诉求，基督徒聚会处否定宗教系统的支配权力；透过解构公会的霸权，它们恢复教会的独立自主；透过对差会权威去正当化的诉求，它们鼓励所有信徒参与服事，建立团体的事奉体系。综合而言，基督徒聚会处是一种后现代式的革新行动。透过它在本土化行动中的努力与成就，它们成功推动了基督教的改革。

关键词：基督徒聚会处、教会治理、本土化、后现代主义

壹、前言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可考者已逾千年。十九世纪之初，更正教会开始进入中国大陆，不仅在沿海地区，并且深入内陆各省，建立许多教会（教堂）。但无论传统的天主教会或新来的更正教会，究其根源，在教会设立、福音传扬和信徒牧养上，这些教会都有强大西方差会总会的支持与资源供应。因此，在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升高之后，中国也兴起另一种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趋势——本土化教会，希冀能脱离来自西方之宗教力量的支配，使基督教在中国产生独立自主能力，或者说，使基督教更贴近于圣经所启示的路线。

二十世纪初，在宗教殖民势力与基督教本土化的交错激荡之中，一些本土传道人，受到圣经教义的启发，投身于教会开展和圣经思想的研究之中，并且积极出版各种刊物，传播圣经启示教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自一九二〇年代起，基督徒聚会处于中国各城市中逐渐开始设立，并借着信徒移民的脚踪，朝向东南亚国家发展。在教会的性质上，基督徒聚会处属于一种中国的自立教会型态，以实际行动具体实践“自立、自养、自传”的牧会方式，独立运作，同时也诉求一种对西方帝国主义之殖民霸权的抗拒。

教会的性质迥异于一般商业机构，不以营利为诉求，而以传福音和教导圣经真理为目的，因此属于一种“非营利的、以人为导向”的服务型社会组织。对于任何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机构而言，组织管理是提高绩效的重要手段，无论资源的控管运用、组织结构的设计、人员权责的分配、领导与评鉴机制的运作等，都讲究管理的观念与技术，以促使组织充分发展，并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对于这些自立教会而言，既无来自西方差会的后勤资源，亦无形式化的层级组织架构，却能够以一种自给自足的方式运作自如，并且迅速在各地扩展。

相较于传统西方所建制的基督教系统，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督徒聚会处，其组织特质为何？这种以小众为对象的服务型组织，如何进行其内部管理？这种以地方为界限的社会组织，其运作机制为何？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虽然此种自立教会之领导者的圣经思想广受一般基督徒的欢迎，但是对于它们独立运作的观点方面，在基督教团体中也有一些矛盾的看法（李佳福，2001；姚西伊，2005；蔡谨图，2005；邢福增，2003；彭淑卿，2010；邓世安，2009）。因此，究竟教会的治理方式是否应该完全摒斥组织体系，脱离跨区域组织，淡化各种人治色彩的管理制度？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职是之故，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基督徒聚会处的组织管理和特色，以及它们对于西方宗派和差会制度的批判。作者尝试梳理基督徒聚会处对于教会型态的基本论述，分析其事奉分工与运作的原则，并运用M. Weber 之科层体制与权威类型，以及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观点，进行一些综合讨论，借以分析基督徒聚会处的主要特色及其本土化成就。

贰、教会治理的模式

一、教会的基本型态

关于教会之治理的模式，无论长老的职权或执事的处理事务，其最重要的乃是教会的基础究竟如何。教会的基础是一个“下层结构”(infra-structure)，决定了其他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教会的事务）的实际运作。所以在独立自主的教会里，其管理模式就和公会支配系统的教会有所不同。

依据圣经的内涵，教会的型态有两方面，宏观的(macro)与微观的(micro)。前者系指所有信徒的集合，不分时间，不分地方，这是一种完美的理念类型(ideal type)，是长久且普遍存在的教会典型。后者系指在时间与空间的脉络里，于一时一地所出现的各个教会，是多数的、分布于各地的，如同圣经中所说的“各教会”（徒九31）、“七个教会”（启一4）、“众教会”（林前十一16、十四34）等名称。

在微观的教会型态方面，教会都是她所在的地点（城市）为名称，诸如哥林多、以弗所、耶路撒冷、安提阿、腓立比等教会；在权责的运作方面，并没有跨越几个地区之间的联合教会，也没有超越各教会之上的大型组织系统（倪柝声，1979，pp.117-150）。

微观的教会型态虽然数量众多，但是为了维持教会共同的见证，她们之间也需要维持一致的、共同的行动，彼此扶持，尽力周济，相互效法学习。此外，每个教会也应当学习受圣灵引导，接受使徒的教导（林前四17）、遵守神的命令（林前七17）。虽然居住地区的分隔使教会分为许许多多单位，但是各个教会之间，应该有灵性的交通，以保守她们在见证上的合一（倪柝声，2002e，p.128）。

二、教会的组织分工

依据结构功能理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观点，个体的组织行为基本上决定于组织“结构”因素。“结构”系指组织中的角色结构，角色结构决定了“组织人”(organizers)的分工，也建构了个体的行为模式（角色规范）。而实际的角色行为是否符合角色规范，将影响组织功能的发挥(Parsons, 1966, 1971)。

教会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组织，就其特殊的性质而言，她的组织分工分为“造就”和“管理”两方面。前者属于灵性工作，类似教育训练，较偏重在宏观一面的功能；后者属于物质工作，是组织内部的行政管理，偏重微观一面的功能（详参表1）（倪柝声，1979，pp.130-40, 11-113；2002a，pp.124-133；2002b，pp.214-216）。

在“造就”方面，主要包括“使徒、先知、牧人、教师”（弗四11）。这些人物都有某一种“圣灵所赐的恩赐”，或是从神的恩典而获得的“才干与能力”。他们受神差派，出外到各地教会为神作工，包括传福音、设立长老与执事，或是讲解教导圣经真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弗四12）。由于历世历代以来这些重要人物不断发挥他们的角色功能，所以神的教会才能得到建立和扩展。

在“管理”方面，主要人物是指教会里的长老和执事，前者肩负带领和监督职责，后者办理一般庶务工作。基本上，这些人都有从神而得的才干和能力，但他们的是属于教会微观的一面，职权不跨越一地一会。他们除了负责教会日常的事务管理之外，长老们也必须担负一些灵性教育的工作，“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彼前五2）。

表1 教会事奉的组织分工

宏观的教会	微观的教会
分工角色	使徒、先知、牧人、教师	长老、执事
权威来源	神所立的	人所立的
角色功能	造就	管理
行为模式	出外至各地为神作工（传福音、设立教会与长老、牧养教导信徒）	在当地管理教会（监督、管理、牧养、庶务）
工作性质	灵性工作	物质工作

数据源：倪柝声，2002a，pp.124-125。

三、教会中的长老治会

依照圣经所揭示的，在个别教会的行政管理中只有两种人：长老、执事。而这二种人中，长老的职责最重，也是最主要的角色。依据圣经的记载，长老的角色基本上具有四种特质（倪柝声，1978，pp.5-9, 170；1979，pp.104-114；2002a，p.128）。

首先，长老是“由圣灵所设立”。长老的产生，内在是根据圣灵的印证（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徒二十28），外在是由使徒所设立（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徒十四23）。从新约圣经来看，长老的设立并非根据使徒之个人的喜好，也非来自当地信徒们的选举。圣经从未记载任何一个教会有任何一种选举制度，选举他们的长老。所有的长老都是“神所已经设立的”，使徒乃是设立“圣灵所已经设立的”，因为一切在教会里的事务都应当以圣灵作主，所以先是圣灵有所显明，使徒再依照圣灵引导，祷告印证圣灵所立的人为长老。

第二，作长老的人必须有属灵根基，他必须是一个认识属灵事情的人。由于教会是一个从事属灵活动的社会组织，所以担任长老的人必须是一个属灵的人，也是一个有属灵知识，在属灵上有价值的人。作长老的人虽然也需要具备才干，但设立长老时，必须以属灵根基为基础，再斟酌他的才干与能力，绝不能只看外表的成就、历练、名望和地位。这样，长老才能在牧养圣徒和治理教会上作出正确的带领，正确地引导圣徒方向。

第三，长老的职权仅限于他所属的教会，他既不能跨越地区的界限，也没有超越众教会之上的长老。虽然教会和长老是由使徒所设立，使徒也有牧养众教会的功能，但是一个教会的治理和领导，其权威都在长老手里，并不在使徒手里。这样一来，才能保证教会在行政上完全独立，维护“就地为政”的性质；并且也才能避免各种宗派体系之跨地区的支配，造成了宏观教会的分割与区隔。

第四，长老对于教会的管理，是一种“多数人治理”的模式，而非单一领导或寡头领导。从新约圣经记载来看，各地教会的长老（或监督）都是多数的，例如“众长老”（徒十一30、提前四14）、“长老们”（原文多数）（徒十五2, 4, 6, 22、十六4、二十17、二一18、提前五17、雅五14）、“诸位监督”（腓一1）等。虽然大部分的社会组织或政治制度都采取“单一领导”方式，但是圣经中从未记载单一领导的模式，也从未有一个人负责全教会事务的事例。因此，由欧美传教士所建立的教会管理模式（一人治会制），虽然事权集中，运作轻省便利，但这种管理方式并不合乎圣经。尤其，在缺少权力的平衡下，“一人治会制”容易使教会被一个刚强的人格所支配，偏向寡头垄断或独裁权威，沦为个人的产业，或使组织文化呈现个人色彩。反之，“多数人治理”可以维持一种组织的动力(organizational dynamics)，平衡各人的权力，使圣灵在领导中成为唯一的权威和基础。

四、教会中的全体事奉

教会的治理虽然是以长老为监督，以执事负责处理庶务工作。但在教会众多的事务与活动（服事、教导、劝勉、分授、带领、怜悯人）之中，并非长老和执事所能全部包办。依据圣经的启示，每一位圣徒都有主所给的恩赐（能力），使他们能在教会组织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发挥他们个别的功用。而那些特别有恩赐的人（使徒、先知、教师），其功能之一就是去教导并训练所有信徒，使他们都能产生功能。一个功能正常的教会生活，应当是个个参与事奉，人人尽其才能。

从新约所启示的教训来看（罗十二4-5、林前十二12），教会被比喻为一个生机体(organism），是一个活的身体，每一个信徒都是身体上的肢体，因此也都是活的，是有功能的。如果身体之众肢体都具有生机功能，则教会中的每一位信徒也都应该赋有功能，也应当发挥其功能。只有每一个肢体都产生功用时，才是教会组织正常的状态。在旧约时期，只有祭司和利未人被安排来事奉神；但在新约时代，每一位信徒都是事奉神的祭司，他们被称作“君尊的祭司体系”(royal priesthood)（彼前二9），是一种“团体的事奉”，每一个信徒在教会的事奉体系中都有他的角色和功能。

依照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和路加福音十九章的比喻，教会不是只有能干的人（五千银子、二千银子）在服事，那些能力最微小的人（一千银子）的人也有服事的功能。所以，治理教会的目的之一，就是使每一个微小的信徒（一千银子）都发挥他的角色功能。既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就一定有他特定的角色功能，他就该出来参与各种事奉。然而，我们若观察各基督教团体的实际状况，理想和实践之间仍有相当明显的差距。神职人员或牧师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事奉，无法使每一位信徒在这个生机组织中发挥他们的角色功能。这些形式化的事奉体制系已经成为一种居间制度，抑制了所有个别功能的发挥。

因此，教会治理的改革，教会行政的独立自主，其主要诉求之一，应是促使教会组织更为活化或生机化，促使有一千银子的人都有机会事奉。一个教会若是要能代表“基督的身体”，其充分且必要条件就是人人都作祭司事奉神；要成功的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教会，就必须建立团体且普遍的祭司体系（倪柝声，1978，pp.61-79）

五、顺服圣灵权柄

社会组织的管理包括各种行政历程，诸如计划、沟通、评鉴考核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由于教会的性质较为特殊，在领导权力的运作、如何作决定、领导者与组织成员间的关系等方面，都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

依据圣经启示，在教会的治理中，最高的权柄是神，神自己就是权柄。教会是神所设立的国度（圣别的国度——彼前二9），教会也被比喻为“祂的身体”（弗一23）。因此，神是元首，身体必须顺服元首的指挥。在教会生活里，神所设立的长老，或是其他有重要功用的人（使徒、先知、教师），乃是神权柄的间接代表。所有信徒不仅需要顺从直接的权柄（圣灵），也需要顺服那些间接的权柄。教会生活就是一种顺服神之权柄的团体生活。但是这种顺服，基本上是来自于信徒之间“神圣生命”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因此，教会本土化的行动目标之一，就是对抗宗教系统内的权力结构，突破人治色彩的层级支配，使教会回归“神治”。

在教会聚会所的本土化行动中，他们也着重将“神的权柄”具体实践于教会治理之中。例如在“长老议事”的过程里，“顺从圣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一项最高的原则。虽然在一般组织管理中，领导有许多种型态，包括民主、专制、权变等，不一而足，但在教会中，神是最高权威，所有的领导和议事，都必须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并且凭灵作决断。在长老的会议中，参与者可以自由发言或辩论，但在关键性的作决定(decision making)时，长老乃是让圣灵有主权，顺从圣灵引导而作出结论。因此，属灵领袖（长老）的决定，就是圣灵的决定。此外，在一般庶务的处理上，也必须让圣灵有主权地位，接受圣灵的引导。处理事务虽然需要运用许多属世知识和技能，但若只是挑选有干才却没有属灵价值的人担任执事，就容易把世界的手腕、办法、本领、聪明，都带到教会里来。即使事情办得顺利，但结果却可能降低教会属灵水平，使教会世俗化，与一般社会组织无异。

简言之，教会治理的方法，不是独裁专制，不是委员制，也不是民主制。教会的治理不是交由投票或少数人决定，也不是只凭借人的专业能力。乃是长老和执事学习顺从圣灵权柄，并且从圣灵得到智慧和能力。因此教会治理不是属人的、世俗的，而是属灵的、属神的，让神的权柄经过每一件事（倪柝声，1978，pp.123-124, 176-185；2002f，pp.186-200；2002g，pp.167-169）。

叁、对于居间制度问题的检讨

基督徒聚会处与许多同时代之独立自主教会的本土化改革，主要的背景脉络是长久以来的西方殖民势力。在诸多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的冲突下，本土化的改革行动，不仅能解决教会治理的矛盾问题，也能使教会治理回归圣经的基本教义。

虽然圣经揭示出，教会是属神的，是由神的生命所构成。但以历史事实来看，二千年来的教会发展，由于人之意念和各种文化的影响，教会的实行不断发生各种偏差的路线。十五世纪宗教改革以后，虽然神兴起了一些特别有功用的人，诸如马丁路德(M. Luther)、卡尔文(J. Calvin)、韦斯利(J. Wesley)，他们推动教会的改革，或在各地兴起神的福音工作。但是这些改革的教会或福音工作，后来逐渐形成各个宗派(denominations)，依照他们的工作在各地设立教会，并且以跨区域、组织系统的方式支配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初，虽然有神的祝福，但后续发展结果，却使教会走向形式化，产生支配体系和权力层级，以致领袖、阶级、地位、教训、文化和种族因素，一一掺杂混淆了教会应有的面貌与实际（倪柝声，2002b, p.34；2002c，pp.59-62；2002e, p.132）。

从教会聚会处对于教会治理的综合论述中，各种角色分工划分得非常清楚，并不重迭，也不交互含摄。在宏观的一面，神把作工的职责交托给使徒和先知，他们可以照着圣灵的带领，运用每个人的才干能力去“造就”教会，使各地信徒成长。但并神没有把管理教会的责任托付给他们，所以他们不能越权干涉教会的行政，发展一种“居间的制度”（牧师、神甫），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或“代理者”。教会聚会处批评今天各基督教公会的制度化作法，其原因就是如此。这些“中间人”被雇用来管理教会事务，成为教会事务的代办者，不仅取代长老、执事的职责，也取代了信徒和神之间直接的交通。

虽然“使徒”在神的工作中是最大的恩赐，“先知、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也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但是在微观的一面（各地的众教会），他们是没有地位、没有职权的，因为“管理”的职责是交托给长老和执事们。所以，“牧师”的任务不是去管理教会，“先知、传福音者”的角色也都不该长久局限在单一教会里。

今天关于教会的建立、圣徒的牧养、真理的陈明，确实需要这些有恩赐的人去发挥宏观的功用。但是他们不应当转化成为一种“制度”，成为包办事务的体制，代办所有例行性的教会事务；也不当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具有指挥中心和高低层级，超越各个地区、国家之上，调度人员与资源。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转化，产生三种不当的结果：限缩有恩赐者应发挥的功能、越权取代长老与执事的角色、剥夺全体信徒尽其功能的机会。

教会聚会处强调，虽然各种恩赐都是圣灵所赐给的，但是这些人的工作一旦形成制度，就必然限制了圣灵的自由，抛弃圣灵权柄应有的支配地位，使原有的“神治”偏离到“人治”，使人的企图和野心得到机会，渗透到教会的治理之中，使教会产生各种问题。不仅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僵化与疏离，使教会丧失其应有的生机功能。进而也可能产生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的问题，使神的教会产生分裂。因为教训、文化、语言、种族、国籍等种种差异，造成相互隔离与分割，破坏教会的整体结构。在教会二千年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倪柝声，1979，pp.58-59, 140-147, 173-189, 297-304）。

肆、基督徒聚会处之本土化意义的综合讨论

本文前述以五个重点——教会的基本型态、组织分工、长老治会、全体事奉、圣灵权柄——作为架构，勾勒基督徒聚会处之本土化改革行动的的基本内涵。事实上，基督徒聚会处的组织管理及其运作，可以从两方面看出它的意义。若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她促使基督教的开展回归圣经基本教义，但是她也呈现一种基督教在中国之“抵殖民”(de-colonialization)的行动；若从基督宗教的支配结构来看，基督徒聚会处的主要诉求是解构(de-construct)西方宗派差会的霸权，而拒绝居间制度则是推动基督教本土化的主要行动策略。综以言之，在基督徒聚会处的教会治理模式中，他们尝试把教会从“人治”恢复到“神治”，从“科层化”回转到“生机化”，从“殖民化”扭转到“本土化”。

为了更深入了解基督徒聚会处之本土化行动的意义与价值，本文以下分别从支配结构、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含解构理论、后殖民主义）等三个角度，进行一些综合讨论与批判。

一、恢复神治的支配结构

在论到当代社会组织体系时，社会学者M. Weber依据历史发展事实，提出他独特的组织观点。他认为任何组织皆有它的权威(authority)依据，这些权威赋予组织和领导者“合法”基础，或称为“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cy)。Weber 认为，任何一种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都有它的合法性，其中包括了命令（支配）和服从（被支配）两方面，二者的行为结构乃是建立于支配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上。合法的权威来自三种事物：习俗惯例、个人魅力(charisma)、法制规章。依据这三种基础，权威具有三种类型：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魅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法理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陈介玄、翟本瑞、张维安，1989；Weber, 1947)。

这三种权威类型及其统治权力具有不同的特性。在传统权威方面，由于某些“习惯和传统信仰”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例如君主制度），权威乃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权力的递换一概依循传统制度。在魅力权威方面，权威是建立在某一个“特殊且具有魅力的人格特质”上，领袖人物运用其非凡的气质吸引群众，并行使他的统治权。在现代化社会里，法治是一切权威的基础，法治的基础使领导者获得正当性，因此正当的领导权力必须根据正式的法令规章。在现代社会中，法理权威居于主导地位。

在解析各种恩赐的组织分工时，基督徒聚会处根据圣经教义，把教会模拟为一个生机体，是一种有生命的组织。他强调教会有两方面的表显：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在宏观一面的教会，“神的家”乃是微观一面的教会。事实上，神的家也就是基督身体在各地方的代表或具体的显出。因此，神的家就是一种生机的组织，一种有生命的结构体。但无论是基督的身体或神的家，教会的领导、治理或事务处理，都应该跟随圣灵的引导，而不应该倚靠制度化的人事安排或公式化的办事方法。

基督徒聚会处格外强调，教会乃是“神的权柄”和“信徒顺服”的最高表现，在这个组织结构里，基督是元首，是最高的、唯一的权威，因此圣灵具有绝对的主权（宋志蒋，2004）。基于神的救恩，所有蒙恩的信徒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们在教会中彼此服事，相互学习。教会中的领导者（长老/监督），他们的设立虽然直接来自使徒，但真正的设立者乃是神，使徒不过是在祷告中，得到圣灵的引导或印证，顺着圣灵的意思而行事。

所以在基督徒聚会处中，权威的基础不是“传统”，所有的服事者不是经由世袭或传统惯例而来，长老议事或执事处理事务，也都不倚赖习俗或常例，他们乃是在灵里接受神的引导而断案，或是从圣灵得到料理事务的智能。其次，教会的权威基础也不是“魅力”，因为长老和执事的设立，绝不是因为他们有属世能力、干才和技巧，乃是因为他们敬畏神，在神面前有学习，肯顺从圣灵。再者，教会的权威基础更不是“法治规范”，虽然教会行事必须遵守国家法令，但长老监督和执事办事的先决条件，乃是他们先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们是跟从圣灵的人，受神管治的人。所以神在他们身上先有主权，先有支配，然后他们才能牧养群羊，办理事务。

除此之外，那些有恩赐的人，他们纵使能说预言，能带领许多人信主归神，能牧养许多信徒，但这些恩赐都不应该是一种“魅力”，吸引人来跟从他们。因为这些恩赐的源头乃是圣灵，并非属于个人的特质；恩赐运用的结果，也非为着建立自己的支配领域，乃是为着建造神的教会。无论他们在当地服事，或出去到各地尽职，也都不应该仅仅是依照习俗和惯例，而应该是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托付，接受神的差遣。在神的教会里，长老尽职不是一种萧规曹随、循例办事的消极态度，也不是标准作业程序去导引执事们办事，更不是在造就过程中发挥个人魅力的影响，成就自己的支配结构或统治王国。

职是之故，在基督徒聚会处里，长老和执事的权威基础，应该是神的权柄，是圣灵的运行，是基督的元首地位。教会的权威类型，应当称作“神圣权威”(Holy authority)。无论基督的身体或是神的家，教会应当是“神治”，而非“人治”；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治理，而非按照人的意念来领导。虽然在近代基督教历史上，不乏许多有魅力的人，受圣灵感动而牺牲奉献自己，到世界各处为主作工，传布真理，建立教会。但是经年累月之后，这些原本有灵性根源的服事体系，却一一形成各种不同的支配系统，建立各种系统化的制度。这样的结果就使基督的身体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分割隔阂。

二、拆解科层式的居间制度

M. Weber 在说明三种权威类型时，指出在法理权威的基础上，西方的理性主义发展出一种最具有效率的组织型态——科层体制(bureaucracy)。科层体制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因应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之需求，促使社会组织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组织人事、权责和资源，进行客观、有效的管理(Weber, 1946)。这种强调理性的组织型态虽然具有效率高、正确、迅速、客观的优点，但它的运作机制也被讥评为注重形式、刻板僵化、缺少弹性、繁文缛节。所以，Weber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58)一书的最后，也感叹这种最有效率的组织将发展成为人类的“钢铁牢笼”(iron cage)。

不仅如此，1930 年代后兴起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或称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也对这种出自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的产物提出强烈批判。批判理论强调，原来推动启蒙运动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逐渐发展出以“技术——目的”为导向的现代文明，但这个理性的发展却也产生吊诡的反转，因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庞大技术操控力量，扼杀了原来的实质理性，使现代文明沦为一种科技政体(technocracy)，当它在建立理性化的社会秩序时，同时也宰制个人的主体性，压制了个人自由与自律。当一切社会生活都走向条理化、工具化、科层化后，价值的澄清、辩证的思考、伦理的判断，都将沦丧殆尽(高宣扬，1995；Adorno & Horkheimer, 1972; Eisen, 1978; Marcuse, 1964)。

在厘清各种恩赐的组织分工时，基督徒聚会处提出“祭司体系、全体事奉”观点，并对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组织发展，屡屡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起初时，许多有恩赐的人确曾被主兴起，在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一旦建立制度化的运作机制——差会——之后，神职人员（牧师、神甫）就成为一种“居间制度”，取代所有信徒应该发挥的功能。“一人治会”或“代理制度”虽可能是有效率的作法，把属灵的、事务的工作都包办在一个人身上，但这样的作法却不合圣经的启示。“差会体制”虽然可以进行跨国式的调度，有效地控管人力物力资源，但这种运作机制扼杀了基督身体上所有肢体生机的功能。

那些最初建立宗派的属灵伟人，他们所凭借的属灵力量，无疑地是一种实质理性。他们之所以能为神牺牲奉献，是因为他们依循一个伦理的判断，实践一种价值的抉择，采取一种自律自发的行动。但是一旦宗教活动形成了一个支配结构（职务层级），一旦教会管理建构出一种组织体系（总会/支会），一旦教会事奉发展成一个层级系统（牧师/平信徒），基督宗教的科层体制就隐然成形。这个科层体制之物化(reification)与异化(alienation)的结果，反而使差会体制成为一种霸权，凌驾个体之上，消解了个人从神所得的启示与呼召，扼制圣灵的运行。甚至这种宗教事奉系统的运作机制，无论是巨观的差会体制，或是微观的各地教会，都可能取代了神的权柄，成为替代的支配结构。这种体系虽然可以有效控管教会事务、调度人员资源、拓展教会疆域，但是制度规范取代了神的主权，例行公事取代了圣灵运行，技术效率取代了生机活力。简言之，以神作权柄的教会治理，因为科层化的系统，失去祂的同在与恩典；以人为导向的教会事奉，因为形式化的制度，刻板僵化而缺少生命。

面对西方基督教多年来在中国的拓展，基督徒聚会处认为，圣经中没有罗马总会，只有就地为政；圣经中没有宗派主脑，只有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有恩赐的人）；圣经中没有跨国际的宗派体系，只有基督的身体；圣经中没有一人治会，只有圣别的祭司体系（全体事奉）。只有依照圣经所记载的事例，实践以地区为限的教会治理，才能脱离宗派体系；只有在城的范围内就地为政，彼此交通帮补，才能建造基督身体。把教会治理限制在地方范围，才能脱离宗教的科层体制；把教会治理的权责回归给长老执事，才能实践属灵的实质理性；把教会的事奉还原给所有信徒，才能真正建立神的教会。

综以言之，基督徒聚会处所推动的改革行动，基本上就是一种基督教本土化运动。对他们而言，基督教的本土化实践，就是在独立自主中落实教会的治理与组织管理。而这个本土化实践，恰恰也就是实践圣经真理的最正确之道。

三、解构公会的宗教霸权

基督徒聚会处和他们同一时代的其他本土化改革运动，都带有一种浓烈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色彩，对于东、西方的基督教界而言，无可讳言是一个激进的挑战，挑战长久存在之宗派与差会体系的正当性(legitimacy)。尤其对主要由西教士所建立之中国的基督教，他们强烈质疑并批判这些会堂、宗派的正当性。他们的观点也属于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因为在近代史进程中，基督宗教从西方向东方传播，基本上是依附着西方国家殖民势力的延伸。所以从后殖民主义而言，基督教各宗各派共同建构了一个基督教国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而各种差派制度和牧会事奉，更使这个文化霸权得以深化。

基本上，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主要是批判现代主义之对于普遍性、共通性、绝对性、规范性、统一性的诉求。但是后现代也包含创新的力量，一种不断更新、永不满足、不止于形式的自我突破的创造精神，探索多元的创新道路。透过对于主体、自由与解放的诉求，后现代主义怀疑结构的先验性、固定性与确定性，在批判反省之中消解对于结构的期待，打破结构上的统一性，从而发展出一种去中心化、去正当化、多元化的态度。尤其是在传统的巨型论述(grand narratives) 中，各种话语和论说的“意义”与“逻辑”，都隐藏着权力的运作。统治权力的支配产生各种巨型的知识论述，以致真理的真伪，道德的判断，都依附于权力关系(Foucault, 1980)。在统治权力支配下，社会与文化中隐藏着“主体/客体”、“中心/边陲”二元对立模式，而这种结构就是使传统社会与文化秩序得以“正当化”的基础。因此，解构的目的之一，就是颠覆这个正当化根基，批判并揭露道德论和知识论之背后的权力运作奥秘，进而超越而重建社会文化（高宣扬，1999；杨大春，1994）。

依照后现代的观点，传统基督教庞大的宗派系统和差会制度，已然形成一种“系统的、同一的、先验的、规范式的”结构。在“中心——边缘”的权力支配关系里，他们的知识论、道德论、正义论，都和权力相互共生，形成“权力——知识”的共生结构，这个共生结构就成为“正当性”基础。而宗派、差会的所有指挥调度，教会中所有事奉层级的运作机制，都在这个正当性基础上获得权威，行使权力。但是当宗派体系和差会制度物化并异化之后，这些原具有属灵意义与功用的运作机制和它们背后的理论基础，就都反转成为宰制的结构体，抑制个体的灵性，消解个体应有的属灵功能。整个教会体系的运作，不过就是一个缺少灵性与生机的结构体，其中角色错置，功能不彰，并且充满人治色彩（各教派特色）。

职是之故，当基督徒聚会处提倡回归圣经而实行教会生活时，他们的论述对于传统基督教而言，即是一种解构与超越的力量。他们一方面挑战并批判宗派与差会制度，另一面则尝试从边缘地位开启多元观点，使僵化而缺少生机的基督教，回归到最素朴的实行；使阶层化的事奉结构，回归到平等、普遍的祭司体系。

综以言之，基督徒聚会处的本土化改革行动，对于传统基督宗教而言，产生以下三种革命性的行动，挑战并颠覆基督教公会的统治霸权。

第一种行动是使教会“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去除以任何地点、道理、教训、人物为中心的巨型教会体系，拆解以西方政经文化为背景的宗教组织结构，打破差会宗派得以运作的中心权威。因为这些系统化、制度化的宗教组织，不但背离了圣经基本教义，更在层级体系之中建构出种种权力结构（尼哥拉党），使教会成为宰制个体的组织。透过“边缘”的发声与行动，使原本受“总部”或“总会”支配的各地教会，从“自主行政”的实践中找回她们的生命力，从“长老治会”中重建她们的主体性，从“跟随圣灵”中恢复基督的元首地位。

第二种行动是反基要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颠覆传统基督教对于教会组织的论述与实行。基督徒聚会处所主张的教会治理模式，犹如一种解构行动，尝试从多元的、弹性的、对立的观点出发，颠覆并解除传统巨型论述的束缚，脱离那些建立了宗派与差会之正当基础的绝对普遍真理。换言之，他们所强调的“恩赐与职分”之分工，就是否定“居间制度”（牧师、神甫）的基要性与必要性；他们所实行的普遍祭司体系，就是拒斥巨型的普世教会体系，抗拒东西方教会之间阶层化的权力支配结构；他们的“自立自主”，就是一种对宗派差会之集权主义的最大挑战。

第三种行动是去正当化(de-legitimation)（高宣扬，1999，p.90），抛弃传统以宗派和差会制度为主的教会管理思维和作法，解除传统基督宗教之结构主义式的单一意义和束缚。当宗派和差会的本质与意义受到批判，它们的中心地位和权威基础被抛弃后，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行之多年的基督教系统运作和制度规范，就不再具有正当性，不再绝对确定，也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唯一真理。一旦教会的行政“地方为限、身体合一”时，教会的真理和意义就能够还原到最符合圣经的素朴(naive)状态；一旦教会的信徒“各尽其职、全体事奉”时，教会的组织管理就能从形式化的“人治”还原到生机式的“神治”；一旦教会的治理“圣灵作主、凭灵而行”时，各种恩赐与职分的配搭就能使基督元首权柄获得神圣的正当基础。

伍、结语

作为本土化的改革运动之一，基督徒聚会处的努力与实际行动，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里，不仅鲜明地扬起去殖民化旗帜，并且成功取得教会扩展的实际成效。他们对于“顺从圣灵、自立自主、全体事奉”之理想的追求，一方面是衬托出神真正的心意与目的，另一面则充分表达对宗派和差会之“去正当化、去中心化”诉求。

在西方基督教强大势力之下，基督徒聚会处和其他自立教会的努力，毋宁是出于一种革命的、颠覆的、前卫的思维。在他们所采撷的圣经依据和详尽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见一组崭新的观念和实践，不仅挑战既有的宗教权力和制度，拒绝承认西方宗派和差会的无上权威与地位，他们更寻求一种超越，一种逆反，一种还原，也就是揭示一种更贴近初期教会历史的观点，使教会的组织管理更符合圣经真理。如果套用后现代主义的用字，“基督徒聚会处”无疑的是一种“后宗派”(post-denomination)行动，也是一种“对立霸权”(countered-hegemony)的建构。试图在抗拒宗派与差会之制度化权力之同时，提出一种更具真理基础且生机活泼的教会组织管理途径。不仅如此，在恢复教会治理的自律与自主之中，使各地教会得到培力(empowerment)，得以脱离跨国事奉系统的霸权宰制。

然而，在这些本土化改革观点中，不免有一些仍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基本上，这些问题都集中在“合一——独立”上。例如，在脱离宗派体系或差会制度之后，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将会发展到何种情况？能否达到真正的“合一”？或是无可避免地走向独立、分立与孤立？换言之，在“自立自主”与“合一”之间，理念类型(ideal type)与实际表显之间，究竟是可以互证为真？或二者之间仍存在某些差距？这个问题，似乎还有待更多的实践与检讨。虽然从教会历史的实例而言，众教会之间所产生的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Durkheim, 1984)似乎力有未逮，无法抗衡各种分裂出去的力量。但是在圣灵的主权的基础之上，各种改革行动也不断尝试突破种种障碍，追求如何在自立自主中，使教会维持合一的见证，如何跨越语言、文化、族群、国家的隔阂而产生合一。

这些问题都是关心教会见证的人，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奉献并投身于教会治理的人所该继续努力的方向。或许我们仍在等待历史的答案，或许期望神的权柄能胜过一切人治的影响，保守神的教会不受破坏。而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六十余年来的教会发展中，或许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具体的例证，对于如何在“独立——合一”之关系中取得平衡，找出有更确证的答案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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