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迷”反思录–曾劭恺
曾劭恺 悟然的天空2017-03-26
我曾经是个唐迷，19岁开始担任唐崇荣牧师在温哥华专属的司琴及司机，也是受他的影响而开始学习改革宗神学。近年来我与唐牧师许多纠葛，在华人教会内带来的余波，远比我想象的要大。昨天与一位亦师亦友的长辈通话，他劝我要专心走神给我的路，不要再陷入过去这些纠葛当中。这段对话对我非常重要。在放下过去的同时，我认为自己应该对「唐迷」这现象作个交代。
所谓「唐迷」，不光是尊敬、肯定唐牧师的贡献，更会把他当成明星追捧。就像天王歌手的死忠歌迷会搜集他的每张唱片、成天在网络上看他的视频、家里贴满他的海报，许多唐迷也是这样追捧唐牧师。只要有人批评唐牧师半句话，唐迷就会出来为唐牧师辩护。他们甚至听了唐牧师所有的录音、读了他所有的书，整理出各种网络版本的「唐崇荣牧师经典语录」。
我当年固然没有到汇整「唐牧师语录」的程度，但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唐迷，甚至一度在房间里贴他布道会的海报。与大部份唐迷不同的是，我从19岁就有幸与唐牧师近距离接触。连续几年，每次他来温哥华，我与他除了睡觉时分开，几乎是形影不离，且无话不谈。虽然我不会像许多唐迷一样，跟批评唐牧师的人吵架，但我会替唐牧师解释，也会觉得这些人是因为不理解唐牧师，才批评。甚至我心里会想：「有一天你们会明白的。」
对唐牧师的崇拜，使我在读神学院前很长一段时间，在神学上的努力都以得到他的认可为目标。我也真有幸得到他的赏识，甚至一度几乎得到他的重用，却因错综复杂的缘故而没有参与他的事工，这部份我就不多讲了。总之，「爱得愈深，伤得愈深」这句俗话，似乎很能解释唐牧师至今不愿见我的情绪，以及我时不时失控而在网络上批评他的现象。
在放下这些过往的同时，我想提出一些我的观察。在此我不提出个人的评论，也不是要批评唐牧师，而是放下所有的纠葛，持平地描述我个人自19岁以来，在「归正福音运动」的圈子里打滚所观察、所经历的一些现象－－当然我的观察也不一定完整而全然正确。在这里提出我的经历与观察，算是对跟我有类似「唐迷经历」的人（不论是正在经历或已经走出来）的一个交代，也供华人改革宗圈子里的人反思。
如上所述，我曾经是唐迷，也认识很多唐迷。我过去所认识的大部份唐迷，现在都已经走出那个阶段了。这些人包括十多年前跟我一起参加归正学院的唐迷们－－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如何被唐牧师在辛劳的事奉中展现出的所谓「归正精神」感动到流泪啜泣。然而，我们后来学习改革宗神学，愈来愈发现他的 ‘squeezism’ 并不符合神在圣经中显明的旨意，也看见其实他的思想与事工在许多最根本的地方与改革宗神学格格不入。尽管不会再「迷」唐牧师，我们仍肯定他的贡献。
然而，虽然许多从前的唐迷不再迷唐，但唐牧师特有的那种领袖魅力仍会一直吸引新的唐迷。就我观察（这是我这篇分享的重点），早期的唐迷以及加入唐牧师事工的人，多为社会菁英、知识分子，但愈到晚期，「唐迷」这族群有愈来愈反菁英、反智的倾向。
早期唐牧师所吸引的青年，大部份是社会菁英，而早期加入布道团的同工，更是菁英中的菁英，例如陈佐人博士、李健安博士、楼建华博士、杨达明长老、陈孝铝博士、梁旭辉弟兄、比较后来加入的宋文胜教授等。这些菁英，有些至今仍在布道团，有些已经离开。
重点是，就连现在仍在布道团的这些早期华人同工，其实都不是所谓的「唐迷」。他们在理智、良心、对圣经的见解上都有很清楚的个人领受，不会盲目追捧唐牧师。当然，唐牧师在印尼的归正福音教会当中，也有一群老臣，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论如何，单就华人界而言，唐牧师早期吸引的年轻人，的确大部份是有识之士。
反观近几年，唐牧师在华人界所吸引的，愈来愈多是在社会上比较找不到成就感的年轻人；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优秀的，但愈来愈少。与他们接触后，我发现他们会因自己有份于「归正福音运动」而自豪，感觉自己虽不是世界的菁英，却是神国的菁英。事实上，「归正福音运动」的确为参与者带来一种「神国菁英」的自豪感。我比较不清楚唐牧师在印尼的教会是否也有类似情况（他在雅加达的教会的确有很多年轻的社会菁英，但印尼语世界与华人界的处境不同），至少在华人界，我近年所认识的唐迷及布道团后进同工，的确有愈来愈盲目追捧唐牧师的反智倾向。
唐牧师的神学事工，也有类似的现象。
从早期开始，许多唐迷受到唐牧师的呼召而去读神学，至今亦然。我自己在其中。然而，现在受唐牧师影响而去读神学的唐迷们，似乎愈来愈高举一种反智的草根意识。
在过去，唐迷当中决定从事牧职或神学工作的，很多都去读西敏神学院，也有的去读美国的改革宗神学院，或者一般的福音派学院，达拉斯、维真都有。这些都是世界顶尖的神学院。
我们这一批，以及比我稍年长的一批，刚进神学院时或许还是唐迷，但神学院读出来后就不再迷唐了。尽管我们仍然会尊敬他，但不会再追捧他。不论如何，我们都是受他影响而决定研究改革宗神学，并且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报考顶尖的神学院。
再更早一批人，与唐牧师的年纪只相差一代，甚至不到半代。严格来说，他们从来都不是「唐迷」，而一直就只是很尊敬唐牧师、肯定他的事工，因而愿意追随他的人。
那一代人与唐牧师的互动更深，也成为唐牧师数十年神学事工的中流砥柱。他们主要都是华人，包括李健安牧师、陈佐人牧师，以及与唐牧师较为若即若离的林慈信牧师。他们虽然最终都坚持走自己的路，但也一直与唐牧师保持同工关系。
在印尼方面，唐牧师的神学事工发展得比较慢，但后来也培养出一些人才，例如Benjamin Intan、Billy Christanto，以及唐牧师的儿子文廉。较之前面提到的华人同工，这些印尼神学工作者对唐牧师更加忠心耿耿，遵循唐牧师为他们所安排的路，而不开辟自己的路线。但他们也是敢批评唐牧师的有识之士，并不是盲目追捧唐牧师的粉丝。
反观现在，唐牧师身边那些去读神学院的华人同工，以及受唐牧师影响的年轻人，很少有足够恩赐及决心，去顶尖的神学院接受精良的训练。现在，年轻唐迷神学生们已经不再汇聚于西敏等校，而更多是选择去读一些训练并不非常扎实的神学院。他们毕业于这些不算精良的神学院后，却经常以神国菁英自居，其菁英心态较之早年那些毕业于顶尖学府的神学工作者经常远有过之，并非因他们自身的恩赐或影响，而是因他们认为自己作了正确的选择－－追随唐牧师。也因此，只要不与唐牧师合作的，他们都看不上眼；胆敢反对唐牧师的，他们会贴上各样的属灵标签。
印尼方面，唐牧师的神学院虽然跟西敏以及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我听说反而很久都没有像Billy Christanto或唐文廉这样的人才出现了。
反而有一位极其优秀的年轻神学人，生长于雅加达，是位印尼华裔，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唐牧师的教会。他在美国读了大学，西敏神学院毕业，现为爱丁堡大学博士候选人。此人二十多岁，已经发表了多篇重量级国际期刊的专文，恐怕连华语及韩语神学界都少有跟他一般优秀的神学人。此人知悉唐牧师的事工，但他并无意愿参与归正福音运动，尽管他跟唐牧师许多同工都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简言之，不论在华语界或印尼语界，早年唐牧师身边吸引了较多的优秀神学工作者，而唐牧师早年也影响许多人才带着破釜沈舟的决心去读顶尖的神学院。反观近年，年轻优秀的神学工作者愈来愈少愿意参与唐牧师的神学事工。现在读完神学去跟随唐牧师的年轻人，许多并没有学会唐牧师所提倡的 ‘thinking theologically’，而单单是带着拥护唐牧师的一种强烈敌我意识当作思想框架。
唐牧师身边那些资深又优秀的同工，不会因我跟唐牧师的纠葛而否定我。他们都跟我维持很好的关系。然而，年轻的同工当中，可能只有一位到今天仍把我当成朋友，并且经常举荐我的。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早期归正福音运动的成员与后进的成员，有非常大的反差。
以上是我作为「前唐迷」，对「历代唐迷」的观察。简言之，早期的唐迷多为社会及神学界的菁英，甚至许多追随唐牧师的有识之士都不能算为「唐迷」；但近年来，「唐迷」这族群有愈来愈严重的反菁英、反智倾向。至于其中原因，我就不进行分析或评论。这些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可能跟唐牧师外在个人风格上的转变有关，也可能跟社会文化的转变有关。我仅将我从个人经历出发所观察到的现象提出，算是对各位作个交代，也供各位反思。
Q：Ricky Chen 弱弱的问一句，可以了解一下唐牧师的那一部分思想与改革宗格格不入吗？神学部分我是菜鸟
A：Hi Ricky. 我想主要「格格不入」的还不是「哪一部份」的问题，可能更加是整个框架的问题。唐牧师是在非常柏拉图式的思想框架当中处理神学问题的，这种框架二元地对立「永恒」与「今世」，以至「精神」与「物质」等。
在这框架当中，很多问题就出现了。可能基督论的问题是最明显的：他过去一直主张，基督的人性是永恒自存的，而所有的人都是按照这个自存的本质受造的。这其实基本上就是柏拉图所主张的，永恒的「理型」（或『共相』，或『本质』）的存在先于「殊相」。而这种「基督人性永恒自存」一说，在初代教会已经被定为异端了，改革宗的信仰告白也明文驳斥此说。
唐牧师把用「暗是光的亏缺」来解释「罪是善的亏缺」，其实也是奥古斯丁借自柏拉图本体论所建构的理论，加尔文非常严厉地反对这种观点（我稍早才写了一些东西来解释这问题，等一下会附上）。
这种柏拉图式的二元切割也影响到唐牧师对事工的看法。唐牧师认为地上的家庭都会过去，没有永恒的价值，因此非常反对西方的教会领袖看重家庭的传统，认为传道人为了传福音「常常不在家」才是神的旨意。
过去我也是这样看事奉与家庭的，但是当我认识愈来愈多西方的改革宗领袖，我发现他们会把家庭放在比教会服事更高的 priority。这就使我开始想，为什么唐牧师版本的「归正」跟这历史悠久的改革宗传统，会有这种出入？难道只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是西方改革宗像唐牧师讲的，太过看重家庭，不合圣经？
但当我慢慢学习，我才明白改革宗神学「入世、不属世」以及「这是天父世界」的精神与原则，使得改革宗领袖看待神在今世所设立的一切为荣耀神、享受神的媒介，而受造界当中所有神设立的关系当中，最重要且亲密的就是夫妻关系，以至家庭关系。
圣经也明确教导，若不照管好自己的家，就别想照管神的家。路德、加尔文对于家庭生活、婚姻生活都是极其看重的。这是宗教改革与天主教最不一样的地方。天主教的信徒如果要全职从事教会事奉，就必须「出家」，一生不嫁娶，因为他们带着柏拉图的思想框架，把「家庭」与「事奉」对立起来。
其它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在这里不是要批评唐牧师，更不是要否定唐牧师的事工。
唐牧师的贡献及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且不论他对华人教会的贡献如何有目共睹，就说我自己，都是在唐牧师的教导下学会 ‘thinking theologically’。
我如果否认唐牧师的贡献，那就等于过河拆桥。我是走过了这座重要的桥梁，发现这桥梁有许多地方需要维修，甚至有很多坑洞，会使过桥的人不慎坠河。我现在只是在这些坑洞前摆放「注意安全」的警示牌，期待负责单位来进行维修，而不是要拆毁这座桥。
唐牧师经常用「暗是光的缺乏」来解释「恶是善的缺乏」，并引用奥古斯丁对罗马书三章「亏缺了神的荣耀」的解释。
然而，宗教改革实际上是拒斥了奥古斯丁这种解释。这种解释，在神学上被称为「非本体论」的传统（meontological tradition），源自柏拉图主义。柏拉图认为，这个物质的、多变的、殊相的世界必然是恶的，唯有永恒的、理型的、共相的世界是完美的。
所谓「殊相」，是指某类事物当中的个体。譬如「猫」是一类事物，波斯猫、小花猫都是这类事物的殊相。波斯猫尊贵，小花猫可爱，但他们都亏缺了那完美的「猫的理型」，就是那同时拥有尊贵及可爱，以及所有的猫可能具有的美好属性的猫。那「理型猫」不存在于这多变的世界上，而是在另一个理型、永恒的世界上。这个世界只是那个世界的影子，其上的事物都亏缺了该类事物的完美。
奥古斯丁把这种思想引进基督教神学，硬套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亏缺」一词以及创世记一章的「各从其类」。他说，上帝所造的事物个从其类，而本来所有的东西都拥有「类」的完美性，但亚当堕落后，就亏缺了这个「类」的完美性。
从这里，奥古斯丁进而提出，所有的存有（beings）都有本质，但罪既然只是「类之善」的亏缺，那么罪就不是存有，没有本质，没有本体。正因此，这种对「罪」的解释被称为「非本体论」。
奥古斯丁对罪的解释，完全是放在柏拉图的框架当中。但正如 Bruce Baugus 在他指正唐牧师基督论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宗教改革拒斥了这套柏拉图的框架，而比较接近亚里斯多德。换言之，柏拉图认为是先有「本质」、「理型」、「共相」，才有「殊相」；亚里斯多德主张先有「殊相」，我们才能抽象地归纳出某类事物的共相。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大猫、小猫、波斯猫、小花猫、你家的猫、他家的猫，那么这世界上也就不存在「猫」这个概念、这个「类的存有」。
就人论而言，宗教改革指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起初所造的是两位个别的、具体的人，是殊相。上帝并非先造「人性」，然后才使「人性」这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在此，宗教改革已经丢弃了奥古斯丁那套柏拉图主义的框架。
因此，在论到「罪」时，宗教改革就不再使用非本体论的解释了。对宗教改革而言，讨论「罪」或「恶」是不是「存有」、有没有「本体」，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罪」根本不属于这些柏拉图主义的范畴。
对宗教改革而言，「罪」是人这受造物的「行动」（act）。人作为行动中的存有，也就因着罪行而成为罪人。事实上，罗马书第三章的上下文让我们看见，保罗所强调的也是人犯罪的行动。
加尔文强要，「罪」作为行动乃是积极的，而不是「善的亏缺」而已。若要了解这概念，可以拿台湾过去的教育方式来解释。说「罪」是「善的亏缺」，就好像我小时候，考试如果没有一百分，就要挨打，少一分打一下。但加尔文及改革宗所讲的罪，不是「没考一百分」而已，甚至不是「不及格」；甚至不是被扣分扣到低于零分的负数（有些考试会出现这种情况）。
改革宗讲「罪」作为积极的行动，就象是我小时候移民之前，在台湾最后一次段考。「公民与道德」这门课的考试，我不但是考零分，我根本就是故意在考卷上面乱写。譬如考题问：「请解释『尊师重道』」。我答：「尊师重道就是请老师吃大便」。
保罗说恶人「行不义阻挡真理」，就强调了罪是积极的行动。
或许「非本体论」在哲学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宗教改革不在乎这些哲学有多深奥。改教家的精神，在于回归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