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人的基督徒中间，鲜有人不知道倪柝声的名字，然而，有许多人都不曾留意过他的师母，即倪张品蕙姊妹。其实她为保守信仰的见证，忍受了各种逼迫和折磨，所受的苦难并不下于别的仆人。她的服事多半是静默的，教会中也少有关于她的记载，她就像馨香的没药，不显眼，但香气溢人。
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书期间的张品蕙
一、馨香的没药
有哪哒和番红花，菖蒲和肉桂…没药……北风阿，醒起！南风阿，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散发出来。
—— 雅歌四章14～16节
张品蕙姊妹于1902年出生于福建，她的父亲是位医生，家境富裕。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张品蕙是张家迁往福建后出生，后来， 张家又搬到了上海。品蕙年轻时长得十分美丽而且极其聪慧，能弹琴跳舞，会一口流利的英文，是燕京大学外文系的学士和生物系的硕士，还是大学学生会的交际部长。
她和倪柝声识于微时，二人是青梅竹马的恋人。1920年春，倪柝声信主后就竭力向她传福音，惟她不愿接受。倪经过两年的痛苦挣扎，最终决定放弃她，写下了诗歌《主爱长阔高深》。其中一节说到：“你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稣！除你之外，在天何归？在地何所爱慕？”
然而，神有恩典。如腓利门15节所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可以永远完全得着他。十多年后，她信了主，二人恢复交往。她第一次穿上朴素的衣服时，不禁流下眼泪。之后她参加倪柝声教会的聚会，后来更谈到婚事。
但把她自小养大的姑母，认为倪柝声只是个穷传道，绝对高攀不上，就反对婚事。倪柝声的母亲对婚事同样有保留，觉得须有神的印证，就邀她一起出席杭州的全国性聚会，与她同宿同祷。一天，倪母在祷告中看见她就是神给儿子的妻子，便安排他们在聚会结束当天举行婚礼。
可是，这门婚事还是受到姑母极大的反对，她甚至连续一星期在上海最大的报纸上刊登攻击倪柝声的启事，令这对新人受到很大困扰。婚后，他们到厦门及附近城镇传道。1938年夏，又同赴英国的开西大会，她后因怀孕而先回上海（惜不幸小产，终生未有儿女）。
丈夫则因事继续留下至1939年7月回国。由于丈夫常要出门领会，相聚的时间短少，她闲来便把丈夫领会的信息翻译成英文，方便与西方信徒交流，倪柝声的名字因此在彼邦为人所识。她的文字功底很好，是丈夫最好的助手。
二、才德的妇人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她一生的日子使丈夫有益无损。——箴言书三十一章10～12节
虽然她有高深的学问，令人羡慕的学位，在那个时代中有学问的妇女不多。但她非常谦卑，从不在召会里自显风头，非常有亲和力，有爱心，从不在教会中当众讲话，不摆长者面孔。所以召会里的弟兄姊妹们都非常尊敬她。张品蕙曾作见证说，倪氏在结婚之前就告诉她说，“我是娶你作我的妻子，不是娶你作同工。”李弟兄说， 我一直在那里看见这种情况，倪师母是个很好的姊妹，但她没有被带到工作里，她甚至也不是召会中的女执事。倪弟兄只有和弟兄们的交通；他甚至与同工和长老也没有友谊。此外，他从来不把亲戚带到召会的带领或工作里。
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媳妇，她有一个严厉的婆婆，婆婆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她丈夫有九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三。所以她上有公婆、大姑、二姑，下有小姑、小叔。在这个大家庭的人际关系网里，她处理的很好。姐姐们称赞她是最好的弟媳，弟妹们称赞她是最好的嫂子。连她的婆婆也夸奖她好。每逢婆婆远行出门，都是她来整理行李，沿途服侍，安排膳食。她脾气好，心地善良，手脚勤快，很会服事人。弟妹们结婚后，还常常得到她的照顾。
1950年，她和丈夫住在香港。那时大陆政局已经改变，香港的弟兄姊妹们都劝他们不要回去。那时候海外的工作正在开展，她的婆婆刚刚离世还没有下葬，而倪弟兄又是长子，理当先安葬他的母亲。倪弟兄说，“虽然这面墙是要塌下来，但我总得用我的头顶上去。”她明知道回大陆是受苦遭难，但是她顺服丈夫，没有半句怨言。
到1952年4月10日，倪弟兄被秘密逮捕，渺无音讯四年之久。虽然打击如此之重，但她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常常服事别人。无论是弟兄姊妹还是她家里的人，有事需要她，她总是乐意帮助。1953年她丈夫最小的妹妹的女儿结婚，从筹备家具厨房碗筷，几乎都是她亲自采购齐全，考虑周全甚于父母。
三、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静默无声
祂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祂的声音。
——马太福音十二章19节
1956年，倪柝声弟兄被判15年徒刑。政府继续搜捕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领袖，她亦于此时被捕，关在提篮桥监狱。但因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在第二年获释，在家接受劳动监督。每个月她只被准许探监一次，无论是食品、书籍，她总是尽力按着她丈夫的要求去买。那时，多处陷于饥饿状态，买到她丈夫所需要的东西并非一件易事。
另外还有一件更困难的事，就是人们鄙视的目光。对于在监狱里的人，在压力上其实还好受一点。因为在监狱里大家都是犯人，彼此彼此；但在监狱外的家属则是低人一等，属下等贱民，到处受歧视。得不到好工作，上不了大学，在家里要受监管，在工厂有保卫部门监管。人们怕和你打招呼，不敢跟你往来，即便有人想请你吃顿饭，也会有人举报。人人避开你好像是瘟疫一样，这种无形的压力对一个姊妹来说真是不易。1963年，她丈夫最小的妹妹过世时，她看着墓地上石碑刻着“等主再来”四个字，对外甥女婿说：“如果没有主，这世界太残酷了。”
她的家被抄无数次，每一次抄完家，他的房间只剩一张床和一堆破布。被打是无数次的。当红卫兵问她你还信耶稣吗？她说还信，就重重的抽一皮鞭，还信吗？还信，又一皮鞭。眼镜架子都没有了，抄家后只剩给她一副没脚的眼镜，用绳子绑在耳朵上。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没一块好肉。手上伤痕累累。造’反’派不管她年纪大，有高血压，天天要她扫马路，挖防空洞，而且在病例卡上写着“反’革’命分子”，医生都不敢给她看病开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到她房间里拿任何东西，辱骂她打她。但她总是信靠神，内心充满喜乐，感谢神保留了她的头发。造’反’派知道她顺从圣经教训留了长发，便多次要剪她的头发。但她祷告神，几次他们要剪都没有剪成。她总是感谢神。
另有一件神听她的祷告。她邻居有个红卫兵，因为父亲做官，认为自己成分好，常常来打她，用皮带抽她。她对神说，神啊。我实在受不了，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红卫兵的手。神听了她，那个红卫兵因着他父亲犯案跳楼了，再也不敢来为难她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她的日子就更艰难了。有人要她跟丈夫离婚，说，“离了婚，你就解放了，因为你是医生家庭，自由职业，不是剥削阶级。”她因不肯与丈夫离婚，被打成反’革’命，常遭公然侮辱，身心受创。1966年夏，她被红卫兵关在一间小房内昼夜拷审，外面只听见恐吓和皮带抽打的声音。当她被押出来时，眼睛肿得像馒头般，身上有多处伤痕。
另有一次，她与两位老姊妹被揪斗游街，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尖顶纸帽，颈上挂着牌子，被责骂、凌辱和罚站达数小时，为要她们放弃信仰。面对着严厉的逼迫，她们仍坚决的说：“信”。在劳动改造期间，她每天早晚两次被勒令打扫弄堂，过路的人无论是大人或小孩，都可随意打她、唾她。一次，在斗争大会后，她分享道：“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林前十9）。圣经上早已说明了。”她对这样的生活已习以为常，见过她的人，都称她“白头发”。
人人都知道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是为了主耶稣的名而受逼迫苦害。在所有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祷告，始终是靠主站住，没有羞辱主的名。她与丈夫一生相爱甚深，他们结婚十八年后，丈夫就被囚在狱中长达二十年。期间，政府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来指控倪柝声，当时有很多兄姊信以为真，但她回应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
品蕙的健康已每况愈下，倪弟兄有个心愿：期望早点结束刑期与她相聚。他曾说：“我的刑期，像是与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事她，她为我受了许许多多的苦。”
她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知道早晚会死于中风，所以向神祷告过，”若中风，快快到主那里去，不要拖累别人。”
1971年她的姐姐从北京来看望她，她在搬东西时，跌了一跤，跌断了肋骨。因着她那时还是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医院不准收进病房，也没有受到什么治疗。但是有许多亲属来陪她。其他病人还羡慕说，“这个人无儿无女，还有这么多人来陪她。”神应允了她的祷告，她在医院三天就过世了。1971年11月9日，她在中山医院走廊上离世，由于医院的工友不肯来，由亲属抬去火化。
她的一生无丰功伟绩，如经上所记，她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她的声音。只是默默地为主为召会牺牲自己，背起十字架并跟从祂。
张品蕙去世后，她的家人不敢告诉倪柝声，怕他心病发作。后来倪柝声得知后，写信给品蕙的大姐说：“这半年来，变化实在太大，回首前尘，展抚遗物，叫我不能不一直心感悲痛。二十年来，不能一次伺候她，总是终身遗憾。一切都是我对她不起，害她困难。我病已缠绵，经常反复。病中实在想念自己的亲属，想要和他们一起。十余日来，深思蕙妹不能自己。”在他离世前10天，他在信中说，“张品蕙去世至今六个月半，我五内俱摧，过日为难。”
1972年5月31日，倪柝声在白茅岭农场亦去世。家人赶到时，遗体已被火化。家人遂将他俩安葬在苏州山上的公墓内，彼此靠邻。她的墓碑上写着“主内安睡”，而倪柝声的是“主内安息”。
1986年2月，上海市公安局发布决定书，对她予以平反。
大陆的弟兄姊妹们许多都称她为“没药”，就如她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却处处散发属天的香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