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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别迦摩教会（启2:12～17）：辉煌的帝国教会与帝国信仰
这三个教会是预言什么时代的教会呢？继使徒教会（以弗所教会）和使徒时代后的逼迫中的教会（士每拿教会），这个别迦摩教会是怎样的形态呢？倪柝声依然从字义诠释开始他对预言中的隐喻是什么的解释。
“‘别迦摩’这个辞就是‘结婚’或是‘联结’的意思。在这里你要看见，教会如何的有一转变。……现今世界不但不反对教会，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罗马，反而接受基督教作国教了。……教会与世界联合起来了，你就看见教会堕落了。”[51]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站在当时中国历史处境中的倪柝声回顾过往两千年的历史，非常坚定否认政教合一的教政体制，他尤其不能接受官办教会，国家教会，和教会在财政上依赖国家拨款的方式，他坚信这样的体制下，只会养成一批居间阶级去负责普通信徒的属灵事情，而一旦依靠国家财务扶持，这些居间阶级就不会心中为主服侍弟兄姊妹，而是唯靠君士坦丁皇帝。他心目中最符合圣经启示的教会应该是绝对依照圣经教训所建的教会。他要求诸位按照马太福音20:25～28来思考。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5～28）
倪柝声接着如此问道：“你看见么？教会是主所立的，不许有君王、有大臣，不许有这阶级。主说谁为大，谁作仆人；谁作用人，谁就为大。大，不是以地位来定规的，乃是以服事来定规的。你若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至十一节，就更明显。教会的基本原则是：大家都是弟兄，没有拉比，没有师尊，也没有父。”[52]
总之，在倪柝声的教会观中，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以一种特定的查经分享的方式显示出来了，并且成为地方教会一项特定的政治学原则，即，如何处理政教关系议题的准则。用今天学术界的思路来看，中国基督教一大难解的议题之一就是政教关系。“三自爱国运动”提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在历史上是针对庞大的有组织和规模的西方在华差会组织，他们的事业遍及中国乡村城镇，涉及到教会之外的广泛的社会慈善和公益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和出版媒体等公共事业。因此，“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政策和规定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其实是要清除和禁止所有的在这些公共领域中的教会功能和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在政教分离原则上的中国各个不同传统的教会独立自主。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大量的未被承认和给予合法性权益的教会存在于三自组织之外，在许多方面，更加具有属灵的见证和美好的作为，却时常遇到法律法规的限制和取缔之困。倪柝声就第三种教会，其实，是在思考帝国教会在本质上不是符合他对圣经所领会中得出的教会模式。
4.2.4. 推雅推喇教会（启2:18～29）：主再来前的第一个教会
依照他特别的解经法，他从推雅推喇教会的词义来着手研究预言中的启示。
“‘推雅推喇’是‘香的祭祀’的意思，就是充满了许多的祭祀。在这里，主所说的话越过越重。主说，他是‘那眼目如火焰’的。没有一件东西在他眼睛之中是能隐藏的。….. 这推雅推喇教会，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说，是指着罗马教说的。不是起初与世界结婚时的混乱，这个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变成高大，充满异端的祭司了。有一件事顶希奇，罗马教的基本就是注重行为，注重祭祀。弥撒就是他们的祭祀。”[53]
一如那个时代的许多新教人士对罗马天主教存在着几百年来形成的负面印象，[54] 倪柝声整体上也是如此。他在许多时候，对罗马天主教的教阶制度和祭祀体系基本上是采取拒斥的立场，而且所用的词汇都是非常严厉而毫不留情。
“亚哈是藉着耶洗别和世界联合。无论在什么地方，罗马都能看见罗马教与政权联合，总把大使、公使派到各国去。在世界重要的关头，罗马教就起来说话。把教会和世界联合在一起，这是罗马教。他们说他们第一个教皇是彼得。可是我想，彼得要说，我是一个贫穷的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地上的尊荣与我无分。但是罗马教乃是在世界里有地位，受人恭敬的。罗马教在这一千多年来的现象，照着雅各书所说，是最大的奸淫。（四4。）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的贞洁失去了。今天有一班人，以为他们有那么多的教友，所以他们能够和人讨价还价。教会能够出来讨价还价，按着人看是高升；但从神看，教会要得着世界所得着的，这是罪。结果呢，拜偶像。事实摆在我们眼前，没有一个教会有像罗马教那么多偶像的。可以说最高等的偶像是罗马教所造的。我曾在罗马住了一个多月，在那时候，我一直觉得一件事：如果他们是基督教，我们的就不是；如果我们的是，他们的就定规不是。两个中间合不起来。顶希奇的，圣经所预言的事，他们都作到了。父有像，子有像，使徒有像，古圣有像。他们拜马利亚，他们拜彼得。在这里你看见耶洗别教导主的仆人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55]
那个时期最卓越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也与倪柝声持有非常相似的态度，对罗马天主教在中世纪后期的情景也是非常地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和鄙视：“在中世纪的那些年代里，罗马教会越来越丢掉此教会的特性，在本质上由神圣变为世俗。在地上的教会又搬回圣所，用石头再砌祭坛，并设立一套等级森严的祭司制度在祭坛前运作。接下来，有形的牺牲就成为必然，最后就发明了那套不流血的弥撒献祭仪式。加尔文主义坚决反对这一套，不是从原则上与祭司制度对抗或反对祭坛与牺牲本身，因为祭司的职分不会消失。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深知自己心里的罪需要赎罪祭这个事实。所以，加尔文主义要除去的是这套世界上的自备献祭制度，要每一位信徒都再一次抬起眼睛，仰望天上的真正圣所，那里有我们唯一的祭司基督站在真正的祭坛前作执事。因此，这场战争中所反对的不是祭司职分，而是罗马天主教关于弥撒仪式中的那套圣餐献祭教义，并且唯有加尔文一人自始至终言行一致地彻底反对。”[56]
可以说，自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不断分裂成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派系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与罗马天主教的感情与关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是跌入谷底，彼此双方都是互相指责与鄙视，除了欧洲信义宗和圣公宗一些高派传统的教会依然默默地承认大公教会为其母亲教会，在教义和礼仪上传承古公教会的传统外。
不过请注意，在一向否认罗马天主教圣统制和祭祀体制的倪柝声，在解释推雅推喇教会的象征和预言中，虽然一直批评罗马天主教作为帝国教会太注重奢华的祭祀礼仪和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时，却出人意外地写道：
“在罗马教里，按我们看，没有什么好的，但是神却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启2:19）主承认罗马教里面有实际。盖恩夫人、叨尔勒、芬乃伦，都是罗马教的人。我们还能念出许许多多最好的名字来。罗马教中是有许多人认识神的。千万不要误会，以为罗马教里面一个得救的人也没有。请你记得，神在罗马教里还有祂的人。这个我们在神面前千万要看准。”[57]
注意，这一段关于罗马天主教里面依然有忠心事主，蒙神拣选和悦纳的人，这样的原则性的圣经观和神学观，使得倪柝声即使完全走非信经传统的历史教会模式，而是走沿着新约初期教会的模式，也不影响他所创立传统在十字架真理的传讲上与使徒传统最终汇合一体，因为他的判断显明了他在神掌管人类历史之一大公教会传统的史观上完全与圣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一致。
就路德而言，在如此激烈的改教之初，罗马教廷在涉及到世俗事务时已经濒临败坏的境地，路德依然坚称，罗马天主教还是圣灵所在的大公教会，因为福音真理依然在教会宣讲，耶稣基督亲设的诸般圣礼依然在正确地实施，因此，罗马教会依然是基督的教会。在其著名的《加拉太书释义》中，路德有一段特别值得注意的观点，对于新教教会最终与罗马公教会修和具有神学的结构性的基础作用：
“尽管罗马城比所多玛和蛾摩拉还要败坏，然而，那里却仍然还有圣洗礼，诸般圣事，福音的宣讲，圣经，教会的牧养职分，基督的圣名以及上帝的尊位……因此，罗马天主教会本身依然是圣洁的，因为她仍然尊奉上帝的圣名，宣讲福音和施行着圣洗礼等等。如果这类的事情存在于这样一群人中间，这样的一群人便可以被分别为圣。同样的道理，我们所在的威登堡城也是一座圣洁的城市，而我们也可以被分别为圣，因为我们经由圣洗礼，同领圣体，并常常倾听主的道并为主所召唤。上主在我们中间做工，他的圣言和诸般圣事 （la Parole et les sacrements）使我们蒙恩圣化。”[58]
加尔文时期，西方最强大的国家都是罗马天主教主导的国家法国和西班牙，他们对宗教改革者的逼迫和镇压非常严酷，尽管如此，加尔文在其巨著《基督教要义》中，几乎每一页，每一项教义，他都要回到大公教会传统中，从罗马教会所确立的教会圣师如圣奥古斯丁，圣安波罗修，圣哲罗姆等那里获得教义论据。他还宣布，圣格里高利一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好教宗，尽管路德改教所指的教会涉及世俗事务的行政弊端和教义累赘绝大多数都是这位教宗在向未开化的地区日耳曼部落氏族居民传福音时的权宜之计和他大量的修辞夸张术语与故事被成为罗马教会的教义或规定所引起的。[59]
历史地看，加尔文，作为第二代改教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其历史性的影响与其说超越了路德，不如说将路德改教事业推进了更高的历史境地。因为他将路德的许多神学理念和原则变成了制度化的教会并在西方近代文明史上建立了教会、国家及其与整个世俗世界的规范。[60] 从合一的历史视野来看，加尔文更多地强调中古公教会的属灵和神学价值，并将中古教父遗产作为其建立新教教会和改革宗传统的信仰规范和教会法统。如 Steven E. Ozment 评价道：“宗教改革更多的是回归到一种基于圣经之宗教。人们必须刻意带着一副深度眼镜，才能发现一种令人满意的‘保罗式基督教’特征。它绝对不是对‘中古教会’的彻底修改和纠正，而是如同大部分有判断力的读者所推断那样，它与其是新的基督宗教，不如说是更加‘古公教会化’的教会。尽管人们可能发现第一代改教家之言谈举止酷似一批新的罗马教宗，但是，改教运动的初衷绝对不是要建立一个神治政体的世界，也不是那种实施清规戒律的清教主义，但它后来竟然被普遍地认为是新教教会的基本特征。基督教新教从未试图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来使世俗净化为神圣的机构和纯粹宗教教义式的社会。”[61]
即使在今天，许多非信经教会，甚至是源自激进改教派传统的华人福音派山头主义独立教会，依然轻浮地随意贬低和攻击罗马天主教，甚至否认信义宗和圣公宗，就是因为它们在教义和传统上没有完全与罗马公教会传统分离或中断，倪柝声居然在梵二公会议（1962-1965）召开前十几年就通过推雅推喇教会的预言中断定圣灵一直都在眷顾罗马教会，尽管在历史上，使徒约翰早就预言到它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倪柝声坚信圣经启示中的蒙福性，即，这个罗马教会将继续存在和发展，一直等到主的再来。在这个意义上，罗马教会是主再来时的第一个需要关注的教会，一个历史教会，帝国教会。
为什么倪柝声在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预言中看见主再来时的第一个教会所预表的是罗马帝国的国家教会，准确地说，就是基督教世界帝国（Christendom）之帝国教会，汉语统称的罗马天主教？他非常冷静获得了其它不同领域的历史人物和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史观而具有的大致相同或相似的判断，这个也足以引起我们非西方文明的研究者们的注意。这就是说，若我们的的确确如同信仰告白或主日学教理问答的学习中所承认必持守的“上帝是万有之主宰”或“上帝是最高主权者”或“三一真神是人类历史的眷顾者”等等，我们就会理解倪柝声从推雅推喇教会之预表和预言中确认罗马天主教也有圣灵之眷顾（Divine Providence），一直存在和发展到主再来这样的特殊看见。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历史和现实及正在不停地来到的未来中，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罗马天主教在什么时候会更新在尘世中的灰烬、污垢与缺损，因为她承担着超越民族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等世俗化浪潮巨大冲击和毁灭性灾变之压的“帝国教会”？
二十世纪最负盛名，也是最负争议性的德国法学家和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写道：“各方的立场透露出惊人的一致：罗马天主教会作为一个历史复合体和行政机构，长期保持着罗马帝国的普遍主义。法国民族主义者如莫拉（Charles Maurras）、德国种族理论家如张伯伦（H. Stewart Chamberlain） 、自由主义出身的德国教授韦伯、泛斯拉夫诗人和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无不根据天主教会与罗马帝国的这种连续性来提出自己的解释。一切世俗帝国（Weltreich）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涉及五花八门的观点，有时冷酷无情地漠视地方特性，有时又对无关宏旨的事情采取机会主义的宽容态度。在这方面，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何其相似！一切帝国主义只要不一味地穷兵黩武，都会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持兼收并蓄的态度：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与进步，乃至军国主义与和平主义。在英国政治史上，从柏克（Edmund Burke）与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对立，到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与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或寇松勋爵（Lord Curzon）的对立，这种对立几乎贯穿于每一代人。”[62]
在中国基督教新教巨大的景观中，倪柝声是, 少有的完全排除极端狭隘宗派主义直接去圣经启示中去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性获得清晰认知的教会领袖。他对帝国教会的本能的反感和抗拒居然没有干扰与遮蔽他从启示录教会预言中直接获得的图像和确认。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无论是研究倪柝声的圣经观、历史观和神学观，还是研究今日林林总总的华人福音派大佬们对历史教会传统的光怪陆离之见解与言论，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示范。[63]
倪柝声的视野中，七个教会的前三个具有时间的顺序，一个接着一个先后交替出现历史画面中。而后四个教会，他强调，根据圣经启示，在使徒约翰蒙福所获得的异象中，非常特殊，不再是一个接着一个地此起彼伏，前后交替出现，而是一连串地出现，不是先后替代，而是一个个出现后并存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景观之中，并且都是一直要持续到主再来之时。[64]这个巨大的令人震撼的异象中，使徒约翰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呢？倪柝声又是如何从中悟出他所承传和创建基督教弟兄会传统的教会于当时的中国呢？
4.2.5. 撒狄教会（启3:1～6）：全世界教会的复兴
在这个教会的预言中，倪柝声进入了宗教改革阶段的教会图景。在这个巨大的世界历史景观中，他继续思考着教会问题。因着罪的存在和作孽，教会在尘世所经受的各种搅扰却也显现出神圣的奥秘，即，圣灵保惠师的恩惠之功效。
“现在你要看见一件事：当教会从尼哥拉党一直堕落到耶洗别的时候，神不能再容让了，所以在这里看见撒狄来了。‘撒狄’就是‘余数’。撒狄这教会乃是神对推雅推喇的反应。全世界教会的复兴历史，都是神的反应。什么时候神开始作复兴的工作，就是神在那里起反应。神的反应就是人的恢复。我愿意你们在原则上能记得牢这个。因为主看见推雅推喇的情形，所以撒狄来了。”[65]
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倪柝声的解经方法基本上是传承了古教父的四义说原则，通过寓意中的征兆、预言、象征和特定的情景，开启敬虔者内心的思路，进而获得奥秘之光。他再一次运用古教父珍贵的遗产，透过圣经经文的字义，进入神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引领和掌管，而其中的每个阶段，具体的教会领袖出现败坏，如同在旧约时期，耶和华通过先知去警示背离真道的以色列诸王一样，在新约时期，最后一个主耶稣亲自拣选的门徒约翰，就这样给后世的敬虔者留下神秘的路径。为什么？在神学系统中的这个迷，是与自由意志论联系在一起。倪柝声完全明白历史教会的教义纠结和纷争，也非常熟悉从殉道教父开始一直到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西方基督教所经历的重大教义纷争，否则，他不会坚定地选择直接回归使徒传统的艰难之路。通过他明白撒狄教会预指宗教改革时期的路德改教，我们就可以确认，他的系统而深刻的历史教会的研究工夫及其所获得的智慧。
他在教会的大复兴时期从撒狄教会的异象所获得的启示，开始进入了路德改教的教会论思考。我们会看到，他非常客观地思考着，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基督教，不能照搬路德改教所建立的“国立教会”模式，这样发生在1945年的历史判断，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不仅仅具有中国教会论和神学政治学等领域研究的意义，就是放在战后世界基督教范围来看，都是与加尔文主义的法学、政治学和神学传统不谋而合！其中所独具的洞见绝非个人随意所言，而是圣灵特别的恩赐和拣选所致。因此，用大公教会传统的专用术语来说，就是圣灵隐秘的功效（加尔文语）。
在撒狄教会的异象中，倪柝声用朴素易懂的语汇来引导参与查经的弟兄姐妹们去客观地认识和明白神在路德改教事业中的神圣奥秘，也给予人类无上的爱，即，无价的恩典和自主性的权利，这就是自由意志。
“从路德之后，称义的问题解决了。信就可以称义，信就在神面前可以得平安。路德不只给我们因信称义，也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在推雅推喇，权柄是可以在耶洗别手里，换句话说，在教会身上。问题是教会怎样说，不是主说。所有的问题都是母会怎么说，所有罗马教的人都注重母会。所以主说要杀死她的‘儿女’，你说母亲，主说儿女。路德是给我们看见，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人能够读神的话，人自己可以看，到底神是怎么说的，不是罗马教怎么说。当公开的圣经来的时候，整个教会光明了。”[66]
这里，倪柝声首先确认在近代西方民族主权国家开始逐步出现，并全力挣脱大一统的千年罗马帝国法统的过程中，拉丁文作为帝国精英和富裕阶层才能认识的文字，正在被各部落和氏族的土语或俗语所逐步取代。帝国通用语是拉丁文，同时，也是一个权威的力量，整个欧洲的宗教、法律、伦理、经济和教育，都是帝国语言，这个背景下，路德改教的重大举措其实是伴随着刚刚萌发的民族主义意识，进而获得德国诸侯的同情、理解和保护。倪柝声强调圣经事工的独特作用，符合他立志建立回到圣经去寻求基督教在中国的根基和本源。
他的历史性在于，他并非停止于对路德改教的肯定。他非常清楚，唯靠圣经原则的重要性，同时，也清楚地发现，稍有不慎，现实中的人的罪性和败坏，会滥用自由意志，将圣经的解释权从罗马教会抢过来以后，变成随意解经，人人排他性地解经，最后架空圣经真理。这样的历史视野中，倪柝声首先预警的危险是圣经真理的解释权由罗马帝国教会转移到世俗的民族主义国家手中，最后所隐含的诱惑和危险必将更加有害于神的子民和国度的盼望。[67]
倪柝声对撒狄教会预言和预表的判断，也可以从加尔文主义大神学家凯波尔那里获得共同的对应：“路德宗和英国圣公会的人们重新建立起一种地上的祭坛，唯有加尔文主义敢于完全将其弃之。结果，圣公会中的祭司制（即主教制）被保留下来，在路德宗的国家里国王们成了最高主教，教会中也模仿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而加尔文主义宣告教会里所有人的绝对平等，拒绝为教会领袖和管理人员添加任何其他的职称，他们都是圣职人员（minister），都是仆人。加尔文认为，把旧约时代作教导用的，在新约已经实现了的影子与预表今天再拿出来，有损于基督的荣耀，也降低了教会的属天性质。”[68]
我们看看倪柝声的原话：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发生：更正教没有给我们一个对的教会。以致因信称义的道理和公开的圣经到了那里，就成立了一个国立的教会。路德宗成了许多国家的国立教会，后来英国也有了安立甘教会，也是国立的教会。从罗马教开头，教会的性质就转变了。等到因信称义和公开的圣经回来的时候，更正教仍旧没有看见教会是应当如何。虽然有了因信称义，有了公开的圣经，但是教会还是效法罗马教，没有回到当初的教会去。改教的时候，对于教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路德没有改革教会。路德自己曾说，不要以为 ‘因信称义’就够了，还有许多的事要改变。可是更正教的人却停在这里了。路德没有停止，他们却停止在那里，说已经够了。虽然回到当初的信仰去，但是教会一点的改变也没有。不过先前是罗马教的国际教会，现在改为英国的国立教会，德国的国立教会……而已。
所以，弟兄们，你们看见吗？改教并没有把教会改到当初的情形中去，不过是叫世界的教会变作国家的教会而已。推雅推喇把教会放在世界里，是如何被定罪；撒狄把教会放在国家里，也照样被定罪。‘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启3:1）改教是活的，但是还有许多是死的。”[69]
近代西方文明史已经显明，在国家教会时期，公民的宗教信仰由漫长的中古时期的公共身份变成了私人的权利和选择，尤其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大背景中，随着罗马天主教在民族主权国家的强势崛起和争霸全世界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大浪潮下，宗教信仰越来越变成了个人内心的信仰和精神选择。倪柝声通过撒狄教会预言获得启示断言宗教改革并没有把当时的教会改回到当初的教会时代，而是将世界的教会（即罗马帝国教会Christendom）改成各个民族国家的官办教会而已。今天后现代主义时代源自国家教会的这个巨大的冲击力依然在延续着，各种各样的私人权利和绝对自由主义造成了两种极端，一种是国家教会越来越衰弱和空虚，同时，另一种极端由此出现，即，个人化和私人化的教会以各种名目出现，林林总总的山头主义独立教会此起彼伏，纷争不休。这些都是宗教信仰私人化的恶果，有悖秉承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列国万邦的使徒教会传统（太28:18～20）。
佩特森以特定的思路与倪柝声异曲同工地反思宗教改革时期西方新教主流教会国家化之后产生了宗教私人化和内心化的沉重代价，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历经几个世纪，目前依然在继续中。“把基督教置入内在并非什么难事。它在内在性中便是私人的心灵宗教和个人的信念，是体验式的信仰或敬虔运动所提倡的从心到心的心灵交流——它若只存活于内在，便对个体毫无危险，对国家和世界无关痛痒。然而，这样的基督教不过存活于低级的现实。终末意义上的信仰则处于高级的现实：在此现实中，有基督的十字架、复活者的身体性以及对我们自己复活之身体的信仰。在此现实中，有身体性的教会，而不仅仅是内在心灵的教会。这个身体性的教会是主的身体；这里有对这身体之肢体的迫害，而不只是神学辩论和讨论、卫道或论争；这里受迫害者与受酷刑者的身体几乎变得与主的身体同样重要；这里并非国家有最终支配我们身体的权力，把我们的身体以人力资源的形式浪费到邪恶的战争，而是基督是我们身体的主人。不可幻想可以胆怯地绕过此生的抉择，绕开现实中十字架和死亡的可怕地带。永远只有一种情况：要么是基督，要么是国家或某种其他现存世俗权力，将有权决定我们的身体。迫害基督徒或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两种极端可能性。但并不等于说，两种可能性总是现实地存在，而是说现实总会接近或倾向于这种或那种可能性。”
在倪柝声从启示录七个教会预言中所获得的历史视野型的异象，恰恰是与西方的神学家具有一致的感知和确认。就此，我们逐步就明白了倪柝声教会论所赖以确立的独特的圣经观和启示观。[70]
那么，倪柝声如何思考当时许多受到加尔文神学影响却不在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所遵循的合法原则“教随君定”的保护下的众多加尔文主义者呢？他们坚决反对教会国家化，反对国立教会？
他将改教时期没有加入国家教会的其它派系的成为“异议派”（Dissenters），特别是长老会。“凡不以国家作界限，而以道理作界限的，这个就是异议派。于是更正教就有了两种教会：一种是国立的，一种是私立的。你们今天看见德国、英国等完全是政教合一。罗马教有世界的教会，英、德等国有国立的教会。这些帝王元首，自己不听教皇的话，而要人听他自己的话。在政治上他要作王，在宗教上他也要作王，于是就产生了国立的教会。后来又有私立教会的产生。私立教会的设立，乃是因为高举一个道理，就把和她道理不同的人分别出来。乃是因为看见受浸而设立浸信会，看见教会的长老制度就设立长老会。不是因着明白教会真理而设立教会，乃是以制度来设立教会。这两种更正教的教会——国立的和私立的，主说她们都没有回到当初的旨意里去。”[71]
这就是说，在倪柝声那个时代，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欧洲的国家教会信义宗、圣公宗，或者是自由教会系统的浸信会等，都不是他的范式，因为他的教会论异象是新约教会模式，是原原本本的最初的教会形态。他的志向就是要在中国，充满着各种传统的差会的中国，摸索出一条中国本土的又是符合最初教会模式的教会，这就是他所创建并牧养着的小群教会或曰地方教会。
撒狄教会，这个预表中的显示，使得倪柝声非常坚定地确信：“更正教的历史是一本复兴的历史。……全部更正教的历史，就是用撒狄来代表，复兴之后还得复兴，整个的历史就是复兴的历史。”[72]
一如他一向显示出的在认知层面的历史客观性原则和属灵判断上的谦卑性原则，倪柝声在撒狄教会的预言和预表中，惊人地展示出他所获得的特殊启示和特殊恩赐，即，他通过撒狄教会，审视了宗教改革以来，在西方民族主权国家出现的各种派系的新教教会，在脱离了罗马大公教会的教义约束和教会法典的纪律监管之后，不断地分化和分裂。[73]他对此非常冷静地做出区分，即，在国家教会和非国家教会大趋势中，就后者的激进化和极端化趋势表达了他的担忧，其中实际上包含着对未来的中国基督教整体格局的提醒。他的一个特殊的术语就是“一杯水恩典”：
“今天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其它小的教会，在1914年就有一千五百多个了。感谢神，撒狄常蒙神的赐福。可是一有神的赐福，人就组织一个东西来盛神所赐的福。神的赐福虽然还有，那个范围就只有那么大了。更正教好像一个杯。在复兴起头的时候，什么地方有活水，人们就往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神的灵在哪里运行，人们就往哪里去。结果人们就用一个杯，要想保守活水不流去。这样作的好处，是保守了恩典，坏处是只有这一杯的恩典了。头一代这个杯是满的；第二代只剩下了半杯，起首不清楚了；到了第三代、五代，水没有了，只是一个空杯。于是就和别的宗派争说谁的杯好，可是杯都是不能喝的。结果呢，神又有一个反应，又是一个撒狄。全部复兴的历史都是这样。当神的恩典来的时候，人就设立一个机构来保守恩典。结果团体存在，而里头的东西没有了。但是那个杯却不会破，总有热心的人一直在那里维持那个杯。”[74]
那个恩典之杯，就是教会！倪柝声预见到了撒狄教会时代，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现在教会组织机制上，山头主义、彼此骄傲无礼，构成了上千个独立教会，每一个都是缺乏监督机制的自主团体。今日世界华人福音派教会，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验明了倪柝声的预见：第一代牧者辛辛苦苦地创业建立独立团契，植堂，第二代繁荣壮大却无法使得主任牧师自律和知足，一路实行实际上的终身制，或退而不休，建立自己的独立山寨。结果，内部的纷争、矛盾和冲突，导致着主任牧师遵循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江湖规则，用种种手段明里暗里地拉帮结派，维护其个人专权地位。于是，第二代教会就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现象，而自封“福音派”教会的美好名头就越来越成为装潢和招牌，实际上，许多植堂的真实情况是分裂和分离。这就是倪柝声所预言的“一杯水恩典”。历史上发生过的每一种困境、诱惑、挫折，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历史异象的人，一定是有圣灵引领的特殊人物。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倪柝声的教会论与宗教改革的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之间都存在着亲缘性，这就是说，在改教的基本原则上，如“唯靠圣经”“唯靠信心”“唯靠恩典”“信徒人人皆祭司”等是完全赞同路德的神学主张。而在教会的组织体制、政教关系上，他所创建的中国弟兄会教会则有所取舍，比如，在洗礼的方式上，他们选择的是初期教会的浸礼，而不是罗马公教会的点水礼或沥水礼，比如婴儿洗礼教义上，他们选择的是浸信会的“信而受洗”，即，成人洗礼。在教会圣职方面，他们既非主流教会模式，也非浸信会模式，他们选择的是彻底的信徒人人皆祭司之路。
就此，关于“撒狄教会”预言中看到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新教教会的复兴，是倪柝声非常独特的看见，让我们至少明确了他心目和异象中的中国地方教会与路德、加尔文、卫斯理等欧洲新教教会传统的主流有密切的关系。[75]（未完待续。）
来源：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注释：
[51] 倪：1945.32。
[52] 倪：1945.38。
[53] 倪：1945.46。
[54] “有一种反罗马的情绪，从中滋生出反对教皇制度、耶稣会主义（Jesuitismus）和教权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集结了众多的宗教和政治势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推动着欧洲历史的行进。不仅狂热的宗派分子在罗马发现了敌基督者（Antichrist）和启示录中的巴比伦淫妇（babylonische Weib），历代新教徒和希腊正教徒亦莫不如此。这幅图景的神话力量要比一切经济计算都更加深刻和强大，其后效持久地绵延下来。不妨想想格拉德斯通（Gladstone）, 或者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每当具有神秘炫惑力的耶稣会士或高级教士粉墨登场时，都会引起明显的紧张和不安。但是，从文化斗争（Kulturkampf）、反对梵蒂冈公会议（Vaticanum）的整个斗争以及发生在法国的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来看，其情绪武库——甚至可以说神话般的武库——与克伦威尔（Cromwell）魔鬼般的狂怒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自18世纪以来，这场辩论日益转入理性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轨道，变得越来越功利和浅陋。”施密特（Carl Schmitt）: “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1923），见：《政治的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 刘小枫 编，刘宗坤 吴增定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8页。
[55] 倪：1945.48.
[56] 凯波尔（Abraham Kuyper）著，〈加尔文主义讲座〉，见凡赫尔斯玛（Thea B. Van Halsema） 著：《加尔文传》，王兆丰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243页。
[57] 倪：1945.46。
[58] Martin Luther, Commentaire de l’Epitre aux Galates（Tome 1er）, dans ŒUVRES, Tome XV, Labor et Fides, Genève, 1969, p. 40 ; Cf. Luther’s Works, vol. 26, American edition, translated by Jeroslav Pelikan, St. Louis: Concordia Pulishing House, 1963, pp. 24-25. 引自：《马丁﹒路德及新教伦理研究》，王艾明 著，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59]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钱曜诚等译，孙毅 游冠辉 修订，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109页。
[60] 历史学界公认加尔文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创建者”，参见：Emile G. Leonard, Histoire générale du protestantisme, La reformation, tome premier, Paris, PUF, 1961, p. 258.
[61] Steven Z. Ozment, The Reformation in the Cities: The Appeal of Protestantism to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9. 引自：《加尔文神学与中国教会》，王艾明 著，香港：宗文社出版，2011年，第336页。
[62] 施密特（Carl Schmitt）: 《政治的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 刘小枫 编，刘宗坤 吴增定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63] Ernst Troeltsch著名的“教会；教派；神秘主义运动”（Church, Sect, and Mystical Movement）之社会学分类，这里也是值得我们在诠释历史上发生过的并目前依然在人类文明史中继续存在与发展着的各类教会组织与团体时特别给予留心与关注。“He described the church as a conservative institution that affirms the world and mediates salvation through clergy and sacraments. It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inclusivity and continuity, signified by its adherence to baptism and historical creeds, doctrines, liturgies, and forms of organization…..” Cf. “Christianity”, in: Encyclopeaedia Britannica. 参见：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Trans. 1931）, vol.II, Translated by Olive Wy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2, pp. 5-15.
[64] 倪：1945.54。
[65] 倪：1945.56。
[66] 倪：1945.57。
[67] “Au sein du luthérienisme continental se dessine une réaction qui se veut un appel à revenir à la dynamique d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Reforme. Philippe Jacques Spener （1635-1705）, pasteur luthérien né en Alsac, represente cette tendance nouvelle, qui sera appelée “piétisme’. Aspirant à une spiritualité plus untérieure et engagée, rejetant la polémique et la dispute tout en se voulant luthérien orthodoxe, Spener fait sa thèse de doctorat à Strasburg sur le thème de la ‘nouvelle naissance’（Jn 3,3） et devient le chef de file d’un mouvement de renouveau du luthérienisme en Allemagne. Selon Spener, le luthérienisme courait le danger de devenir de plus en plus une religion formaliste dont les adeptes n’auraient que peu de foi ou d’engagement réels. La théologie dynamique de Luther e transformerait en orthodoxie desséchante.” Nicole Lemaitre, Francoise Thelamon, Catherine Vincent, Histoire du christinianisme, Pour mieur comprendre notre temps, Sous la direction de Alain Corbin,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2007, p. 365.
[68] 凯波尔（Abraham Kuyper） 著，〈加尔文主义讲座〉，见凡赫尔斯玛（Thea B. Van Halsema） 著：《加尔文传》，王兆丰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244页。
[69] 倪：1945.58。
[70] “布尔特曼致力表明，启示具有历史事件的特征。” 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 《盼望神学》（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u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schen Eschatologie）, 曾念粤 译，香港：道风书社出版，2007年，第41页。
[71] 倪：1945.59。
[72] 倪：1945.60-61。
[73] 他是从如下经文中获得亮光和启示，在赞叹圣灵通过撒狄教会预表整个教会的大复兴的同时，与看到了潜在的问题，人的问题。这段经文就是：“你要儆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启3:2-3）
[74] 倪：1945.60。
[75] “The Reformation in Europe and in England did succeed in narrowing the distance and breaking down distinctions between clergy and laity. Clergy were permitted, at times encouraged, to mary. Most also gave up late medieval clerical privileges and assumed normal responsibilities of citizenship. Throughout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values shifted from elevating the contemplative to advocating the active life.” F. H. Thompsett, The Study of Anglicanism, Edited by Stephen Sykes etc. Revised edition, SPCK/Fortress Press, 1999, p.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