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 基督教神学思想
深处的生活
通过对倪柝声的人性观、救赎观、教会观、社会观的分析可以看出，倪柝声神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神学体系。一些学者将倪柝声神学定义为“属灵”神学，但笔者认为倪柝声神学本质上是“生命”神学。生命问题是倪柝声神学的核心与目标，贯穿于其神学的始终。“重生”是新生命的起点，“得胜”是新生命的价值追求，“与神合一”是新生命的理想境界。尽管这种“以人为本”的神学自诞生之日起至今，不断遭到一些所谓持“正统”神学观点的学者的强烈批判，但倪柝声神学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倪柝声神学的的地位与影响力是独立无一的，至今尚无人能够超越。即使是其最强烈的批评者，也承认“在华人历史上，没有一位基督徒有倪柝声如此辉煌的成就，或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倘若孔子和正统儒学思想塑造了华人的思想模式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可以说倪柝声塑造了华人基督徒的思想模式。他的神学教导和他独创的那一套属灵词汇几乎成了所有中外华人基督徒的思想方式。”因此，客观公正地审视倪柝声神学，准确的把握其精神实质尤为必要。
（一）倪柝声神学是圣经的。倪柝声通过回归圣经，从中把握了属灵生命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本质
上个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特尔慈（Ernst Troeltsch 1865–1923）指出：基督教的本质是一种人生的理想，即人人蒙召作神的儿女，并与神直接交通的属灵生命观。耶稣的教训是呼召信徒为神国的降临洁净自己、准备自己，像智慧的新妇迎接新郎一样。因此，基督教是一种绝对属灵的个人主义。（特尔慈：《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四版）但这种“以人为本”的具有深厚东方色彩的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罗马以及西方的历史文化融合后，形成了一套完全西化的“以神为本”的基督教价值体系。鸦片战争后，这套完全西化的基督教价值体系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不可避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
为推翻西方教会对基督教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倪柝声高举圣经旗帜，坚持字面解经的原则，从中准确把握圣经属灵生命观的信仰本质，建构起“以人为本”的系统神学。倪柝声人本神学有机地协调了基督徒的信心与行为，将“得救”与“得胜”、“基督为救主”与 “基督为主”、“信”与“行”、“天堂”与“国度”、“救恩”和“赏赐”融为一体，强调罪人只要凭信心接受基督为救主便可得救，人得救就能进天堂得永生；得胜则是人在接受救恩以后，接受基督为主，为主舍已背十字架，才能得到在千禧年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赏赐。对倪柝声人本神学的意义，西方倪柝声神学研究者 Robert Kingston Wetmore 从批判西方基督教神学只注重冷冰冰的教义出发，指出，“有教义没有圣洁比愚昧无知更要不得 — 这是一种罪。因此，基督徒实际生活在倪氏神学里占了一席重要位置，而教义的讨论只在能够激发敬虔时才有价值”（李建安《倪柝声的神学神学问题》）
有趣的是，与西方学者对倪柝声人本神学进行充分肯定相反，一些华人基督教神学家则从西方神本神学出发，批评倪柝声神学思想来源于西方基督教界的“小派”神学，以此暗示倪柝声神学为“旁门左道”，甚至是异端。
的确，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三种典型，即大教会、小派、神秘主义。特尔慈指出：大教会是“一种为行赎罪工作起见而具有救恩的机关。它能接纳群众，使自己与俗世适应，因为在某种限度内，它为了那客观的救恩的宝藏的原故，就可以忽略那对神圣的主观的需要。”（P522）小派则是由“严格信仰基督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因为大家全都经验过‘重生’，这些信徒与俗世脱离，组成小群，不重恩典而重律法，在自己人中间组成以爱为根据的基督教秩序。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期望和准备上帝国到来。”（P522）“大教会的基督是救世主，它在它的拯救工作中一劳永逸地完成了赎罪”。“小派的基督是主，是具有神圣权威的榜样与颁赐律法者，祂让祂的选民们在尘世的旅途上受轻视和苦难，但在它再来时，建立上帝国时，它要完成它的赎罪工作。”（P523-524）按照这个定义，倪柝声神学确属“小派”。但特尔慈还指出：“福音中的主要因素，往往是在这些所谓的‘小派’之中，才有着充分的发挥”（P248），因为“小派既然比较上不倚赖着世界，且能始终重视基督教的原始理想，所以它们往往特别明显地代表着基督教的基本性质”。（P248）对倪柝声神学倍受争议的三元论人性观，美国达拉斯神学院首任院长薛尔（Lewis S. Chafer, 1871-1952）指出：尽管《圣经》中确有不少经文可被灵肉二元论者所引证，但是很多其他经文中的“灵”和“魂”却并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名词”，所以从整体上看，灵肉二元论并不比灵魂体三元论更加符合《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徐弢等：《灵、魂、体三元论及其对华人教会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