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 丰盛“书”房
本文只是作为个人研究温州教会史的一篇资料综述，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目的是期待该领域的研究大方能够给予批评指正。我非常清楚目前所有的资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研究仝人手中若有更多史料，敬请分享。
温州基督教史与1957-1978年研究综述
温州，原本一个浙南的山城，在交通、经济、政治中均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在温州生活的人们，因为其物产、环境等限制而艰苦地生活着，一有机会就只好翻山越岭，离开温州，寻找谋生的路。如今的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因其经济上的“温州模式”而闻名于世。同时，温州的基督教也因其人数的众多，因其在教会里的“温州模式”而受到关注，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不管温州人自己是否接受这样的美名，自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现在，对于温州的“基督教热”似乎没有冷却过。笔者自2002年开始搜集温州教会史资料直到今天，已逾18年之久，虽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对相关研究稍有了解。因个人近年研究1957-1978年的温州教会之便，将个人所搜集到的相关资料作一个综述。必须声明的是，由于个人水平所限，对于该领域的研究综述本身没有资格，但既然有所涉足，就将所得的资料整理于后，仅作参考，出现挂一漏万现象，敬请大方批评指教。
一
最早投入温州教会史料搜集的当属温州基督教两会的支华欣牧师，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搜集史料，后应浙江省宗教志编辑部的要求于1994年出版《浙江省宗教志——资料汇编（二）》，后又于2000年由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出版《温州基督教》。其次是温州师范学院莫法有副教授于1998年在香港建道神学院出版的《温州基督教史》。而温州师范学院客座研究员胡珠生，在其著作《温州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中有部分篇幅叙述温州基督教的历史。但后两位学者的资料基于支华欣所搜集的史料，特别是1994年的《资料汇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支华欣是温州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者。不过，笔者在2004年12月去拜访支华欣，给他作口述史采访时，他就坦诚自己并非史学出身，无法驾驭众多的史料，所以期待能够有后进者接续研究。当然，在两天交流的同时，他也很乐意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与我分享，并慷慨呈现所有资料。
原定理医院的石碑
进入21世纪，教界、学界似乎同时关注温州教会的史料搜集与研究。在学界方面，温州学者李新德、温州图书馆张永苏着手传教士著作翻译，上海大学李向平[1]、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2]、美国普渡大学的杨教授带着研究生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等。在教界，则兴起一股史料搜集的高潮，约从2002年左右开始，温州本地牧者郑大同、舍禾、郑乐国、陈丰盛等先后开始着手史料搜集，另有吴旭东[3]、白云贵、清泉、侯小勇、张孝民等人，投入史料搜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温州企业家、作家、基督徒沈迦先生对传教士苏慧廉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可见，教界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学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达成无形的默契，使温州基督教的研究成为中国独特的研究风潮。
最先完成研究并出版成果的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李峰的博士论文《乡村基督教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结构性位元秩——华南Y县X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2005）[4]，是国内第一个宗教社会学实证研究博士论文[5]，有其开创性的价值。接着呈现成果的就是华东师范大学李世众博士，其论文题为《晚清温州权力关系格局透视》（2006）。李博士后来带着数位硕士生从事温州基督教研究，其成就尤为显著。
接着，关于传教士研究，温州信徒包思恩医生在温州图书馆发现传教士苏慧廉和苏路熙的著作，遂鼓励其外孙女吴慧将书籍翻译为中文，于2007年自费印刷，分别是《拓荒布道》（A Mission in China）与《乐往中国》（A Passport to China）。后来，张永苏、李新德[6]重译苏慧廉的A Mission in China，中译名为《晚清温州纪事》，于2011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温州恩际翻译团契翻译的《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最先在温州家庭教会发行的杂志《麦种》连载，后于2015年由台湾宇宙光出版社出版。在温州传教士研究具里程碑般意义的，就是沈迦对传教士苏慧廉的研究，其巨著《寻找•苏慧廉》于2013年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黄锡培先生于2014年由香港中国信徒布道会、海外基督使团出版了《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将鲜为人知的来温内地会传教士的生平展现出来。端木敏静于2015年完成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题为《融通中西，守望记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研究》。
笔者于2002年底开始搜集史料，分别从口述史采访与温州教会第一手史料着手，并在期间先后在《天风》、《金陵神学志》、《华东神苑》、《瓯风》、《浙江神学志》等发表论文[7]。同时，特别留意到著名温籍神学家刘廷芳博士，对其生平做全面梳理，于2013年由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书名为《诗化人生——刘廷芳博士生平逸事》，填补中国大陆刘廷芳生平研究的空白[8]。
2013年由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的《诗化人生》
自舍禾于2015年由台湾宇宙光出版的《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之后，大批量的研究成果在福音入温150周年前后陆续出版：舍禾的《当代温州基督教研究》（台湾基督教文艺，2017）、《“温州教会”领导模式的再思（1867-2015）》（台湾基督教文艺，2019）；笔者的《温州基督教编年史》（香港方舟机构，2017）、《近代温州基督教史》（台湾花木兰，2020）。再有温州家庭教会为纪念福音传入温州150周年所编辑，并由香港方舟机构出版的丛书五本，分别是：《追溯•温州教会150周年福音历史画册》（白云贵、金马可、侯小勇编著，2017）、《圣经•福音书》（清泉、侯小勇编，2017）、《福音•温州：基督新教来温一百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舍禾主编，2017）、《痕迹•温州教会福音历史寻访记》（白云贵着，2017）、《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基督教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王文锋，2017）。
2020年3月由台湾花木兰出版的《近代温州基督教史》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温州教会人才培养影响较大的海外神学院，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及其崇基神学院[9]、香港建道神学院[10]、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11]，均有不少教牧从事温州教会研究，研究的课题包括温州教会历史、教牧辅导、宗教教育、信仰传统、教会体制等。而在国内的大学中，温州大学[12]、华东师范大学[13]、上海大学[14]、东南大学[15]、清华大学[16]、杭州师范大学[17]、北京大学[18]、同济大学[19]、华中师范大学[20]、扬州大学[21]、南京大学[22]、华东政法大学[23]、厦门大学[24]、苏州大学[25]、上海师范大学[26]、江南大学[27]、南京艺术学院[28]、江西农业大学[29]、上海交通大学[30]、南昌大学[31]、浙江师范大学[32]等均有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对温州做相关的研究[33]。同时，海外大学也有数位学者研究温州并出版书籍，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曹南来就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博士期间对温州作了为时19个月的田野调查，完成博士论文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Power，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中文版于2013年由香港大学出版，题为《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后于2017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另一著作，题为《温州基督徒与中国草根全球化》。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汪小烜，其博士论文为Maoism and Grassroots Religion：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the Reinvention of Religious Life in Chin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现任美国纽约市城市神学院访问教授周翠珊博士[34]也曾写与温州安息日会相关的文章。[35]
另外，有几位值得敬佩的长辈仍然坚持从事温州基督教史研究，如缪志彤、沈克成、郑大同。缪志彤的《温州区教会史》，虽未得正式出版，因其为家庭教会第一本相关著作，具较强的代表性，几乎成为研究温州教会史中的必读书之一。温州话研究的代表人物、基督徒沈克成教授的《百年温州话钩沉》（2018），因其学术价值，而不被广传，但沈老仍然笔耕不缀，将整本新约圣经用罗马字拼写出来。郑大同长老的《神的教会在温州》（未正式出版），虽未得正式出版，但已在温州部分基督徒学者手中流传，相信也应该是一本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限于本人能力，未能整全搜罗海外各大学、神学院所有有关温州基督教研究的资料，但仅有限的资料，就已可以预见，若是将所有与温州相关的著作（包括专著、硕博士论文）均整理出来，相信会是一个庞大的资料库。温州基督教的研究业已成为中国基督教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地位将无法替代。
文革时期温州家庭聚会点
二
关于温州基督教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并非只是教会史，几乎涵盖教会的各个层面，除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还包括教牧、管理、宗教教育、基督教音乐等层面。但关于1957至1978年间温州基督教的研究，笔者未找到一本专著，所能够找到涉及该时期的资料，仅为以下几本。
最早研究温州基督教的前三位作者（支华欣、莫法有、胡珠生）的作品中，除支华欣用三页篇幅[36]述及本文所涵盖的历史时期（1957-1978）之外，其余两位是只字未提。
首先要提的是朱宇晶的论文《国家统治、地方政治与温州的基督教》[37]，所涉及的内容丰富，且视野宽阔。其文章所述及的温州教会发展情况与当时整体政治环境相联系，特别关于文革最厉害的三年（1967-1969年），她提出“虽然文革的运动规模是空前的，但是它也间接造成了基层治理的瘫痪”[38]的观点，使我们从中看到“最危险”的三年却成为教会发展“最安全”的契机。只是其论文并非专述1958-1978年的历史，其篇幅也是短小，对历史的追溯和重要的线索未作详细交代。[39]
舍禾的《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下册）[40]中，有提到1958-1982年的温州教会情况。阅读该部分资料，可见作者视野宽阔，所涉及的资料范围很广，也挖掘了不少一手史料，对于温州教会在此一时期的研究提供不少宝贵史料，给研究者提供基础的历史脉络。不过，从温州教会在此一时期内的发展来说，其资料还是不够完全。这明显是该时期研究者同样要面临的问题，也是极大的挑战。
于2017年11月出版的《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基督教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一书中，作者王文锋博士在此巨著中用214页的篇幅将1949年以后直到1989年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作了概括性的勾勒，特别在1958至1979年期间将温州作为最主要的案例，这不仅因他是温州人的特别身份，更因温州为该时期基督教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历史可填补中国教会在该时期内的空白。[41]
朱建忠在其博士论文《宗派处境变迁与教会类型重塑——以温州教会发展为例》中，引用了一些温州市档案馆的绝密档，初步呈现政府所主导的政治运动中教会逐渐被“消灭”的过程。朱建忠的研究揭露了许多久被封存的史料，给研究者一个新的视角。[42]
相较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傅郇山的硕士论文《变中求恒——温州基督教的生存与发展（1949-1957）》[43]，虽未涉及1958年及以后的温州教会，却呈现了重要的历史背景。文中，傅郇山借诸多原始的历史档案，将温州基督教在中共执政之初的9年内的史实作出详细地研究，其中特别揭露温州基督教界并非像支华欣等教会人士所表述的积极投入三自革新运动，反而更多像是在被动的变化中求生存，呈现温州教会在三自革新运动中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博弈。
为更深入研究温州文革时期的教会，了解中国教会在此一时期中的情况，是极其必要的。因此，在这方面研究资料性最为全面的应属赵天恩、庄淑芳的《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该着对于中国政治、宗教政策、体制内外的教会等，均给我们提供了最为详实的资料基础。但因其所关注的是全中国的历史，对于温州基督史提到的甚少，因此给予其他学者有研究的空间，而其所提供的资料实为宝贵的史料。
2017年11月由香港方舟机构出版的《温州基督教编年史》
另外，梁家麟的经典之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主要讨论的范围虽然是“改革开放”之后，但其中许多内容述及文化大革命的史实及其影响。由于该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农村教会，作为以农村为主体的温州教会研究，该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论述值得参考，如：中共宗教政策的演变，不能过分简单地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仍是要消灭宗教[44]；关于三自会与家庭教会的“断代论”分析，更是深入而独到，可助我们重新界定自1957-1978年间的“家庭聚会”。
裴士丹（Daniel H. Bays）的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一书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20年对于中国所有的基督徒而言都是最黑暗的时期[45]，但他明显因缺乏资料而未对此时期作较深入的分析，甚至在架构中就直接略过文化大革命时期[46]。但在着墨不多的几段论述中，他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基督徒与所有中国人一样受苦，从而移除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某些障碍。[47]他认为这一场全国性的大革命，在当时看来是教会的大灾难，但实际上却推动了许多地方教会的发展。[48]甚至特别强调文革中的无政府状态反而给基督教一个开放的发展机会，其中那些有个人才华和魅力的教会领袖在信徒中涌现出来，有效传讲福音，以致教会人数在重新开放之前得到至少五六倍的增长。[49]
曹南来的大著《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可说是温州教会研究中不能不提的著作，也是本人对温州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一话题的思考中作为对话的重要作品。作者是人类学专业的学者，该书被称为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基督新教的民族志专著”[50]，作者用一个动态的概念，“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属于温州信徒们的企图心与日常策略[51]，其时间范围是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但其实这种论断本身存在问题：首先，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并非温州信徒的“企图”，作为温州的传道人，也没有这样的期待。其次，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属于已然而非未然，即在温州基督徒都可能未有自觉的情况下，已经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再次，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外界人士（海外人士、非温州学者）的评价或发现，它肯定是在被定位之前就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而非被定位之后再去“建设”。而笔者研究正是要追溯温州基督教在1980年左右或之前，在特殊环境中出人意料的复兴，以致得到宗教政策重新恢复之时，其各方面的复兴现象，进入政界、学界、教界的视野，从而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2019年11月校对《近代温州基督教史》稿件
[1] 據筆者所知，李向平在上海大學與華東師範大學期間，曾帶領學生數度在溫州做田野調查，與筆者有交流的分別是李峰、吳小永、肖雲澤等。筆者稍微羅列幾篇相關的文章：吳小永、李向平：〈當代中國基督教的“堂—點模式”——宗教的社會性與公區性〉，《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頁104-111；肖雲澤、李向平：〈新教倫理還是財神倫理——兼論溫州基督徒的財富觀〉，《浙江學刊》2015年第3期（2015年5月15日），頁5-14；肖雲澤：〈信仰方式與土地規則——以A省土地專項整治行動中的基督教為例〉，《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46期（2017年），頁375-410；肖雲澤：〈從“耶穌聖誕”到“基督復活”——論地方基督教節慶變遷中的文化親和與神學詩性〉，《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52期（2020年），頁169-205。
[2] 吴梓明、李向平、黄剑波共同主持的全球地域化基督教研究，其项目成果于2009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题为《边际的共融：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基督教研究》，其中着重的四个城市，分别是上海、泰安、天水和温州。
[3] 于2011年完成一本传记体小说，题为《三十年来——一个基督徒家庭的蒙恩史》，在香港出版。
[4] 李峰：《鄉村教會的組織結構及其運行機制——溫州市甌北鎮基督教教會組織研究》（上海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5] 楊鳳崗：〈楊序：溫州是中國宗教的風向標〉，舍禾：《當代溫州基督教研究》（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聯合出版，2017年12月），頁xv。
[6] 李新德教授寫了不少溫州基督教歷史文章，包括傳教士蘇慧廉、循道公會溫州教區，並指導學生從事相關研究。筆者在知網找到三篇：李新德：〈蘇慧廉與中國宗教文化的西傳〉，《池州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頁52-55、61；楊潔、李新德：〈清末民初西方傳教士眼中的溫州民間信仰〉，《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頁24-27；蔣維金、李新德：〈論蘇慧廉對《妙法蓮華經》的英譯與詮釋〉，《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頁77-83。
[7] 〈圣经温州方言译本源流考略〉，《天风》，2007年9月上半期（总第317期），页28-32；〈温州基督教圣诗发展历程〉，《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1期（总第78期），页61-72；〈勉励会与温州教会〉，《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2期（总第79期），页133-148；〈温州教会拓荒者——曹雅直〉，《金陵神学志》，2010年第1期（总第82期），页122-134；〈温州教会义工发展历程〉，《金陵神学志》，2010年第3期（总第84期），页24-44；〈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发展与自立运动的尝试——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简史（1878-1958）〉，《金陵神学志》，2011年第1期（总第86期），页35-52；〈Sunday school在温州的历史〉，《金陵神学志》，2012年第1-2期（总第90-91期），页179193；〈刘廷芳与孙中山〉，《天风》2012年第1期，页4243；〈刘廷芳与基督教圣诗本色化〉，《华东神苑》，2012年第2期（总第8期），页77-88；〈刘廷芳博士早年在温州〉，《瓯风》第4集（2012年4月）；〈教会自立健将尤树勋牧师〉，《浙江神学志》第7期（2013年9月），页37-43。
[8] 臺灣中原大學吳昶興副教授的博士論文《基督教教育在中國——劉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國的實踐》（香港中文大學，2001），開創了劉廷芳研究的先河。
[9] 筆者查到兩篇博士論文：朱宇晶：《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溫州的基督教》（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9月）；朱建忠：《宗派處境變遷與教會類型重塑——以溫州教會發展為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博士論文，2017年8月）。
[10] 筆者查找建道神學院圖書館，羅列與溫州教會研究相關的論文，如下：陳豐盛：《自立精神的承繼與實踐：以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平陽分會為個案（1910-1920）》（建道神學院普通話教牧學碩士論文，2012年）；沈曉永：《學前兒童家庭宗教教育初探：以溫州教會為個案分析》（建道神學院普通話神學碩士論文，2015年）；馮憲澤：《溫州永強牧區改革建議方案：參考加爾文日內瓦教會改革和現代教會更新理論》（建道神學院普通話道學碩士論文，2017年）；餘爾：《溫州H教會普通話農民工福音植堂的探討》（建道神學院普通話道學碩士論文，2019年）。陳志：《溫州恩福堂主日有效宣講研探：釋經講道與主題講道的再思》（建道神學院普通話神學碩士論文，2019年）；王安：《中國大陸城市家庭教會表年事工發展初探：以溫州南門教會洪殿片區青年事工為例》（建道神學院普通話道學碩士論文，2019年）；徐建民：《探討溫州碧蓮牧區30-40歲的未婚青年在婚姻上的牧養關懷》（建道神學院普通話道學碩士論文，2019年）；周宜家：《探討“康園團契”牧養的模式與發展路線》（建道神學院普通話道學碩士論文，2019年）；倪步曉：《傳統與本土化：二十世紀下半葉溫州基督教的變遷與信仰現象》（建道神學院神學碩士論文，2019年）。
[11] 笔者至今未能查到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相关论文，颇为遗憾。
[12] 楊潔：《清末民初傳教士眼中的溫州民間信仰》（溫州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蔣維金：《蘇慧廉對〈妙法蓮華經〉的翻譯與詮釋》（溫州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石楊柳：《晚清溫州基督教本土化問題研究》（溫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張雲：《1912年前〈泰晤士報〉中的中國儒釋道形象》（溫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13] 王磊：《撕裂與重塑:永嘉縣楓林莊的基督教、宗族與社區政治(1860-1896) 》（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金碩：《簡析溫州基督教音樂的現狀和歷史——以詩歌本為線索》（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胡婷婷：《蘇慧廉溫州方言聖經譯本的語料性質研究——以〈馬太福音〉（1894）為例》（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傅郇山：《變中求恒——溫州基督教的生存與發展（1949-1957）》（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14] 上海大学以李峰作品为代表。
[15] 陳易：《西學東漸下的浙江近代建築——杭州、寧波、溫州三大開埠地區的案例研究》（東南大學碩士論文，2000年）。
[16] 朱宇晶：《晚清到民國時期溫州地方的基督教研究》（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17] 劉宇：《溫州教育近代化研究（1876-1911）》（杭州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吳旭梅：《和諧社會建設中的農村宗教機構養老服務研究——以溫州基督教會柳市堂“敬老之家”為例》（杭州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18] 張敏：《何謂基督徒——浙江溫州地區基督徒群體身份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19] 虞舒凡：《以溫州家庭教會為例研究家庭教會的影響及政府的對策》（同濟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20] 任志傑：《溫州地區大學生信仰基督教的成因與影響分析》（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21] 張毅：《基督教與晚清溫州社會》（揚州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22] 畢曉春：《信仰的塑造：溫州基督新教傳教研究(1867-1907) 》（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23] 李含豔：《中國宗教群體性事件的預防與治理——以溫州“三江教堂事件”為例》（華東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24] Songeulsub：《有關基督複臨安息日會對中國政治、地理以及環境方面的觀點》（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25] 史獻浩：《溫州傳統家族近代轉型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26] 章莉莉：《中國安息日會運行模式初探——以城市安息日會S和農村安息日會W為例》（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27] 薑雨星：《蘇慧廉〈論語〉譯本中文化負載詞英譯研究》（江南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28] 張赫凡：《中國現代基督教小教堂建築原型研究》（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8年）。
[29] 林發興：《社會轉型期農村宗教工作的對策研究——以溫州市龍灣區為例》（江西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30] 李旭東：《地方政府對宗教違建的治理研究——以溫州某基督教堂為例》（上海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31] 劉青青：《基層宗教事務管理模式創新研究——以溫州地區為例》（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32] 曾凱：《基督徒個體宗教心理發展研究》（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蔡瑤瑤：《近代以來溫州教會學校音樂教育考述》（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33] 另有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神道学硕士毕业生张杰克的文章〈温州半三自教会——以河湾牧区为例〉，高师宁主编：《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报告》（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8年12月），页277-342。
[34] 周翠珊博士（CHRISTIE CHUI-SHAN CHOW, Ph.D.）任職美國紐約城市神學院訪問教授、基督複臨安息日會華人神學院兼任教員、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副研究員。
[35] 周翠珊博士文章羅列如下：Schism: How Adventism Is Reshaping Post-Denominational China.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2021.（《分派：複臨運動如何重塑中國後宗派教會》，美國聖母大學出版社，2021）；“Qiuwen (Bibliomancy): Enlivening the Chinese Union Bible.” The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30, no. 1 (2020): 119-133.〈求問：《聖經和合本》的處境應用〉，《皇家亞洲協會期刊》）；“Revive, Survive, and Divide: Rebuilding Seventh-day Adventism in Reform China.” In Joseph Tse-Hei Lee and Lars Peter Laamann, ed. The Church as Safe Haven: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291-321. Leiden, The Netherlands: E.J. Brill, 2018. 〈復興、生存、分裂：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基督複臨安息日會的重建〉，李榭熙、勞曼合編：《作為避風港的教會：中國的基督教與社區治理》，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2018）“Indigenizing an American Prophetess: Toward a Chinese Denominational Practice.” In Antony E. Clark, ed. China’s Christianity: From Missionary to Indigenous Church. 219-246. Leiden, The Netherlands: E.J. Brill, 2017.〈美國女先知的本土化：走向中國的宗派主義實踐〉，柯學斌編：《中國的基督教：從傳教士到土著教會》，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2017）；Lee，Joseph Tse-Hei , and Christie Chui-Shan Chow. “Christian Activism in 1950s Chaoshan and Wenzhou.” In Joseph Tse-Hei Lee, ed. Christianizing South China: Mission, 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in Modern Chaoshan. 123-14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李榭熙、周翠珊合著：〈一九五零年代潮汕與溫州地區的基督教運動〉，李榭熙編：《華南地區的基督教化：現代潮汕的傳教活動，發展與身分》，紐約帕爾格雷夫•麥克米蘭出版社，2018）；“Demolition and Defiance: Stone Ground Church Dispute (2012) in East China.” Journal of World Christianity 6. No. 2 (2016): 250-276. 〈拆十與反抗：2012年華東石砰教堂糾紛〉，《世界基督教期刊》）；Lee, Joseph Tse-Hei, and Christie Chui-Shan Chow. “Publishing Prophecy: A Century of Seventh-day Adventist Print in China.” In Philip Clart and Gregory Adam Scott (eds.), Religious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1800–2012. 50-90. Boston, MA: Walter De Gruyter, 2014.（李榭熙、周翠珊合著：〈出版預言：基督複臨安息日會在華百年印刷史〉，Philip Clart and Gregory Adam Scott編：《現代中國1800至2012年間的宗教印刷與文化》；Lee, Joseph Tse-Hei Lee, and Christie Chui-Shan Chow. “Christian Revival from Within: Seventh-day Adventism in China.” In Francis Khek-Gee Lim, ed.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45-58. London: Routledge, 2013. （李榭熙、周翠珊合著：〈基督複臨安息日會在中國的內部復興〉，林家宜編：《社會與文化視野下的當代中國基督教》）。
[36] 參《浙江省宗教志》編輯部：《浙江省宗教志——資料彙編（二）》，（未正式出版，1994年），頁277-279。另載支華欣：《溫州基督教》（杭州：浙江基督教協會，2000年5月），頁43-45。
[37] 朱宇晶：《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溫州的基督教》，頁85-127。
[38] 朱宇晶：《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溫州的基督教》，頁99。
[39] 朱宇晶：《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溫州的基督教》，頁111。
[40] 舍禾：《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下冊）（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15年6月）。
[41] 王文鋒：《從「萬國公報」到「牛津共識」——基督教與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思潮》（香港：方舟機構，2017年11月）。
[42] 朱建忠：《宗派處境變遷與教會類型重塑——以溫州教會發展為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博士論文，2017年8月），頁47-63。
[43] 傅郇山：《變中求恒——溫州基督教的生存與發展（1949-1957）》，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44]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247。
[45]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2), p.176.
[46] 第七章为“基督教与新中国（1950-1966）”（Christanity and the New China, 1950-1966），第八章则是“中国教会从文化大革命末期至21世纪初”（The Chinese Church from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47]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179.
[48]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184.
[49]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186.
[50] 曹南来：《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封底。
[51] 曹南来：《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页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