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调和”的模式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其他非召会的中国教会？比如现在很多城市教会也开始强调“生命的流露”而非单纯的教义。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确实，李常受和“召会”背景下的这种“神人调和”模式，通过多种渠道深度渗透到了当代中国非召会（即一般的家庭教会、城市新兴教会）的属灵生态中。
即使在那些神学上反对召会（或认为其有异端倾向）的教会里，你依然能发现这种**“生命流露重于教义命题”**的范式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 语言体系的“隐形借用”
很多中国传道人即使没有读过李常受的著作，也会在讲台上不自觉地使用一些带有浓厚“调和神学”色彩的词汇：
* “生命”作为形容词： 比如评价一个讲道人“生命很深”、“没有生命”或“只是字句”。
* “流露”与“活出”： 强调基督徒不是在“遵守律法”，而是让内在的基督“流露”出来。这本质上就是神人调和的通俗表达。
* “灵里的交通”： 强调整体性的感应，而非理性的沟通。
2. 聚会审美的转型：从“礼拜”到“享受”
受敬虔主义和调和思想的双重影响，中国城市教会的聚会风格正在发生社会学意义上的位移：
* 敬拜赞美的灵恩化： 越来越多的教会引入了节奏感强、歌词简单且重复性高的现代诗歌。这种聚会追求的是一种**“同在感”**（Presence），即信徒在情感上与神融合的瞬间，这与召会追求的“享受基督”在心理机制上极其相似。
* 淡化程序： 传统的礼拜程序（Liturgies）被视为僵化，而即兴的祷告、自由的敬拜被视为“生机”的体现。
3. “内在生活”流派的流行
21世纪以来，中国教会中兴起了一股**“内在生活”**（Inner Life）热潮，这与李常受神学的源头——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和劳伦斯弟兄——高度重合。
* 很多城市教会信徒热衷于练习“等候神”、“内在医治”，强调通过呼吸、安静或简单的重复话语来感受神的融合。
* 社会学动因： 城市中产阶级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这种强调“内在调和”的神学提供了一种极佳的心理按摩与压力释放机制。
4. 权力结构与“属灵权威”的认同
“神人调和”在组织学上往往导向对“生命度数”更高的人的服从。
* 魅力型领袖： 在许多非召会的中国教会中，领袖的权威并不建立在神学学位或职位任命上，而建立在一种模糊的**“属灵分量”**上。这种对“有生命的人”的无条件顺服，实际上是李常受“职事”观念在广大教会中的变体。
5. 影响路径图：为什么会广泛渗透？
这种影响通常不是通过正式的教义交流，而是通过以下非正式路径：
* 福音民谣与诗歌： 很多好听的诗歌（如《小草诗歌》等）往往带有强烈的内在生命色彩，唱着唱着，神学观念就改变了。
* 交叉团契： 中国教会界限相对模糊，信徒在不同背景的查经班、祷告会中互通有无。
* 共同的文化土壤： 中国信徒天生对“天人合一”的思维敏感，因此对于“神人调和”式的解释（即便换了个名字）会有天然的心理亲近感。
总结与反思：一种“实用主义”的敬虔
这种倾向在中国教会中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敬虔”**：如果一种神学能让我流泪、让我感到平安、让我感受到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即所谓的“生命流露”），那么它就是“好神学”。
这种现象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张力：
* 一方面，它让中国教会保持了极高的灵性活力和凝聚力。
* 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中国教会对**“系统神学”和“公共神学”**的建立缺乏热情，因为大家都在追求个人的“调和体验”，而忽视了信仰在社会、法律和理性层面的客观构建。
您认为，这种“生命流露”的强调，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基督徒在面对社会复杂问题（如法治、伦理争议）时，往往显得过于主观或缺乏深刻的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