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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常受“神人调和”神学与东正教神化论（
theosis
）的比较评估
摘要
近年来，随着汉语神学研究的深化，东正教“神化”（theosis）教义逐渐进入中文学界视野，并常被置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框架下加以理解。在此背景中，部分研究者进一步将李常受提出的“神人调和”神学视为一种中国语境中的神化论表达。然而，此类理解若缺乏严格的概念区分与神学评估，容易导致文化混合或泛神论的误解。本文在梳理东正教神化论之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李常受“神人调和”神学进行比较分析。文章指出，“神人调和”并非历史谱系意义上的神化论，也不属于东正教传统之延伸，但在维持创造—受造区分、强调生命参与而非本体同一的前提下，可被理解为一种在汉语语境中形成的、具有功能等值意义的神化型救恩论。本文认为，该神学形态并非对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回归，而是对其语义资源的选择性使用与神学改造。
关键词：神化（theosis）；神人调和；李常受；汉语神学；天人合一
一、问题的提出：神化、天人合一与汉语神学的张力
在当代汉语神学研究中，“神化”（theosis）逐渐成为讨论基督教救恩论的重要关键词。尤其是在比较神学与本色化神学的研究取向下，一种常见做法是将东正教神化论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进行类比，认为二者在“合一”“参与”或“终极目的”等层面具有高度相似性。此类类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理解门槛，但也伴随着明显的理论风险，即模糊不同传统在本体论前设、救恩结构与方法论上的根本差异。
在此语境中，李常受（Witness Lee）所提出的“神人调和”神学，因其频繁使用“神与人联合”“人在生命与性情上成为神”等表述，常被置于上述讨论之中。一些观点甚至直接将其视为“基督教版的天人合一”或“汉语化的神化论”。然而，相关论述多停留在概念相似性的直观判断层面，较少对其神学结构、理论边界与思想谱系进行系统评估。
因此，本文拟提出以下问题：李常受的“神人调和”神学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神化论？若可以，其成立的前提与限度何在？其与东正教神化论之间究竟是实质性的同一，还是功能层面的可比？本文尝试通过比较与评估的方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二、东正教神化论的基本内涵与神学边界
（一）神化作为救恩论目标
在东正教神学传统中，神化并非修辞性隐喻，而是救恩论的核心目标。自早期教父时期以来，神化即被理解为人类得救的终极指向。亚他那修“神成为人，使人得以成为神”的著名表述，清楚揭示了这一教义的基本结构：救恩的目的不仅是罪得赦免，更是人与神之间真实而持续的联合。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东正教所理解的“成为神”并非本体意义上的同一，而是一种参与性的表达。这一理解在后期经由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的神学发展而获得明确界定。
（二）本质—能量区分与参与原则
帕拉马斯所提出的“本质—能量区分”成为正统神化论的重要护栏。按照这一区分，神的本质（οὐσία）不可被受造物分享，而神的能量或运行（ἐνέργεια）则真实地向人开放。神化正是人通过恩典参与神的生命、荣耀与运行，而非进入神的本质之中。
这一理论结构确保了两点：其一，创造—受造区分得以维持；其二，人与神的联合并非象征性的，而是真实有效的。神化因此既避免了泛神论，也不同于单纯的道德模仿或伦理提升。
三、李常受“神人调和”神学的核心主张
（一）“调和”概念的限定性
在李常受的著作中，“神人调和”是一个高度中心化的概念。需要注意的是，他多次强调“调和”并不意味着神与人混合为第三种存在，也不意味着神性被稀释或人性被吞并。相反，他坚持神仍是神，人仍是人，二者在联合中保持各自的属性。
这种强调在逻辑上显然旨在防范对其思想的泛神论式解读，也构成其神学论述的重要边界。
（二）生命与性情的参与
李常受区分“神的生命与性情”与“神的神格或地位”，认为信徒可以在前者上有分，却不能在后者上与神等同。这一区分虽然未以系统形而上学语言展开，但在功能上与东正教神化论所坚持的参与原则具有相似性。
在其神学中，神人调和的实现路径并非伦理修养或理性觉悟，而是以基督的成就为基础、通过圣灵的内住与运行而发生。这使其神学明显区别于任何自然神秘主义或宇宙论式的合一观。
四、比较评估：可能性与限度
（一）比较成立的理由
从救恩论结构来看，李常受的“神人调和”与东正教神化论在若干关键点上具有可比性。二者均将救恩理解为人与神之间的真实联合，均拒绝将救恩简化为法律性的称义或外在的伦理提升，并均强调这种联合并不取消创造—受造区分。
在此意义上，将“神人调和”视为一种参与性救恩论表达，并非缺乏依据。
（二）不可等同的限度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李常受的神学并不属于东正教神化论的历史传统，其概念来源、理论工具与方法论取向均与后者存在明显差异。东正教神化论建立在希腊教父神学与形而上学传统之上，而李常受则刻意避免系统哲学建构，强调以圣经启示与生命经验为中心。
因此，若将“神人调和”等同为东正教神化论，不仅在神学史上难以成立，也可能掩盖其自身的独特性。
（三）与“天人合一”的区隔
尤为重要的是，李常受的神学并未以中国传统宇宙论作为本体论前设。尽管其语言在汉语语境中不可避免地与“天人合一”等概念产生联想，但其神学逻辑并不支持一种自然秩序内部的合一模式。神人调和的前提始终是启示性的介入，而非人对宇宙秩序的体认。
因此，将其理解为“基督教化的天人合一”，在理论上并不成立。
五、结论
综上所述，李常受的“神人调和”神学不宜被视为东正教神化论在汉语语境中的直接延伸，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然而，在维持创造—受造区分、强调生命参与而非本体同一的前提下，该神学形态确实构成了一种具有功能等值意义的神化型救恩论表达。
对“神人调和”的这一理解，有助于深化汉语神学中关于神人关系的讨论，也提醒学界在跨文化神学比较中保持必要的概念谨慎。未来相关研究仍有必要进一步从神学史与比较神学的角度，对此类神学形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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