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为你继续模拟「天主教神学家（Catholic Theologian）」的现场质询。

这类神学家通常并不急于指控异端，但会高度关注：

教义发展是否与大公传统连续
圣经—教父—教会训导权的关系
恩典—自然、圣礼、教会的客观中介角色
对任何“绕开教会中介、过度内在化”的神学保持警惕

因此，质询将集中在：

是否削弱教会与圣礼的客观性？是否形成“去制度化”的救恩观？

现场答辩模拟

天主教神学家 vs 你（护教学回应）

第一轮：是否绕开教会的中介角色？

神学家：

我注意到李常受极度强调“基督在信徒里面的生命运行”。

这是否在事实上削弱了教会与圣礼作为恩典中介的客观角色？

你：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天主教式的问题。

我的回应是：

李常受并未否定“中介”，而是重新定位“中介的功能层次”。

他关注的不是：

恩典是否经由教会而来

而是：

恩典进入人里面之后，是否真实地产生生命变化

在这一点上，他与《天主教教理》中对恩典的描述并不冲突：

“恩典是参与神生命的礼物。”（CCC 1997）

区别在于强调面向：

天主教：强调客观施恩的途径
李常受：强调恩典在主体中的内在功效

这两者并非对立，而是施行与成效的区分。

第二轮：是否形成“无圣礼的救恩观”？

神学家：

但如果圣灵可以直接在信徒里面运行，

圣礼是否被降格为可有可无的象征？

你：

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

我想指出：

李常受并未提出“反圣礼”的神学，

而是处在新教传统内部，对圣礼功能的不同理解。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他对可见身体、聚会、擘饼、交通的强调，

在功能上承担了类似天主教“圣事性”的角色——

不是仅作象征
而是作为生命交通与建造的实际场域

换句话说：

虽然语言不同，但其教会生活并非去实体化、去共同体化。

第三轮：关于“神人调和”与受造—超性区分

神学家：

“神人调和”听起来仍然令人不安。

天主教严格区分自然与恩典、受造与非受造。

你如何保证这不会导致本体混乱？

你：

我完全理解这一警惕。

护教学上可以明确指出：

李常受的立场与托马斯传统并不矛盾。

他从未主张：

恩典取代自然
人在本体上越过受造界限

他强调的是：

受造人被提升（elevated）参与神生命
而非本体跃迁

这与天主教经典表述高度一致：

“恩典并不毁坏自然，而是成全自然。”

（gratia non tollit naturam, sed perficit）

第四轮：教义权威从何而来？

神学家：

如果缺乏训导权的最终裁定，

如何防止这种高度生命化的神学走向个人主义？

你：

这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可回避的分歧点。

我不会回避，而是这样回答：

李常受所倚重的权威是：
正典圣经 + 使徒性生命见证 + 身体生活的共同辨识

虽然这不同于天主教的训导权结构，

但它并非“孤立个人”的权威模型，

而是强调群体中的生命验证（communal discernment）。

这与初代教会在教父时代、信经成形之前的运作方式，

至少在功能上具有可比性。

第五轮：天主教式总结质询

神学家：

那么你是否认为：

李常受的神学可以被视为“大公传统”的一部分？

你（关键回应）：

我会非常谨慎地回答：

它不是大公传统的“中心表达”，但可以被视为其边缘却真实的一种见证。

它强调了一个在近代西方神学中常被削弱的维度：

救恩作为参与神生命的真实过程

若我们允许：

东方教会的 theosis
西方教会的圣化传统

存在于大公之内，

那么李常受的神学至少有资格被纳入对话，而非被预先排除。

天主教神学家的典型内心评估

“我不会采纳他的教会论或权威结构，

但我无法指控他破坏大公信仰的核心。”

这在天主教语境中，

意味着：神学上可讨论，而非可定罪。

若你愿意，我可以下一步为你：

1️⃣ 模拟一位梵蒂冈神学顾问（更严厉版）

2️⃣ 将三场模拟整合为 “跨传统护教学总答辩稿”

3️⃣ 制作 “一句话跨宗派防御语句库”

4️⃣ 把这些对话改写为博士论文附录（Defence Dialogues）

你可以直接说你想继续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