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声的基督观概述（一）

摘要

倪柝声在中国建立并带领地方教会时所处的是一个动荡时代。倪柝声使用了作者称之为『去神学术语化』的进路，来处理地方教会外部与地方教会内部的双重张力，并满足神学教育和信徒牧养的需要。本文尝试从倪氏的「思想」的角度，系统化的整理倪氏的基督观而还原其原貌。倪柝声的基督观对于基督的位格、神人二性、道成肉身、基督的意志、基督的十字架与基督的死、基督与圣灵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的再来提供了清楚的描述。

倪氏的作品也涵盖位元格联合、同归于一、属性相通、道成肉身的目的、和信徒有份基督的生命和性情等重要的神学观念。倪柝声的基督观构成一个严谨的体系，是一个最大特色。倪柝声也对各种异端基督观提出了批判。本文也根据倪氏的相关文献，k还原基督教基督观最为重要的《迦克顿信条》的核心部分，证明倪柝声的基督观乃是最经典的迦克顿式的基督观。因着当代地方教会教牧方面的需要，倪柝声的基督观论述中，『应用神学』方面的论述比例要远远高过『教义神学』的论述。

倪柝声的处境对其神学表述的影响

倪柝声（1903-1972）则于 1922 年与王载夫妇在福州开始第一次擘饼聚会。这擘饼聚会不仅仅被视为第一处地方教会的建立，也被视为倪氏职事的起始。从 1922 年一直到 1952 年 4 月 10 日倪氏被捕的这 30 年中，基督教内部正处于自由主义神学（Liberal Theology）、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和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斗争中。倪氏在 1924 年参与贾玉铭所办的灵光报的编辑工作时，受到了保守派基督教的影响，接下来又接触到了普利茅斯弟兄会时代论代表的基要主义，并与内地会建立了长远的合作关系。倪氏除了从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获得关于「正常基督徒生活」的帮助外，也常常与内地会的西教士交流神学与属灵神学方面的问题。以至于内地会撤离中国大陆的时候，把其在中国所有的牧养和带领工作都交给了地方教会。这使得地方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保守主义的代表。

 倪柝声生于八国联军（1900-1901）后第二年，而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得生则于 1905 年过世于长沙。倪氏的一生也几乎完全与内地会网站（OMF）界定的「坚固扩展时期（1905-1951）」重迭，并涵盖了近代中国脱离中古世纪式的农业— 封建社会，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所有的主要重大事件。动荡的政治环境直接造成国民教育水平的停滞不前。根据《剑桥中华民国史》提供的资料，1933 年全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总数是 7311 名，1934 年为 7552 名。（当时中国人口估计约在4.3-5 亿之间）如此微不足道的数字使得中国人口在 1934 年，每万人中只有 0.88名大学本科教育程度的学生，如此低的比例根本无法应付国家的规模与发展。根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料》，这个数字到了 1949 年上升到 18.5 万人。即便到了 1982 年，中国男性的识字率约为人口总是的 30-45%，女性为 2-10%。这给我们勾勒出当时在地方教会内部信徒普遍教育水平。在当时地方教会中，除了少数核心同工：如李常受（益文商专）、俞成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江守道（东吴大学毕业）、李渊如（武昌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魏光禧（福州圣公会三一书院）等因具有高等教育水平，可谓为当时的社会精英分子外，绝大多数的地方教会信徒的教育水平则达不到那样的水平。

       我们可以由此看见倪氏的听众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内地会为主（或西方差会）的西教士：他们往往具有相当高的学历。以内地会为例，最有名的「剑桥七杰」都是当时剑桥大学的毕业生。

 聚会处内部的同工，这部分又可以分为两类。倪氏的主要核心同工素质相对整齐，除了往往毕业于当时中国的大学外，某些同工具有相当的英文水平，也有许多同工接受过神学教育（如湖北襄城的郭寿山），可谓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

 一般的听众的教育程度则更为低落。

 倪柝声是一位「教牧」形的牧者，一生并没有撰写过任何「系统神学」的专著。 他的著作，包括《倪柝声文集》（李常受编辑）和《倪柝声全集》（江守道编辑） 都是后人根据「讲道听炒稿件」润色而成。综合上述的背景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倪氏在当时带领聚会处时，面临两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首先，他必须处理地方教会与当时的神学教育——神学系统的关系。如果地方教会向当时的神学界全面开放，引进神学教育系统或整个的神学体系，就必然要面临『自由主义神学化』的危机——这不仅是地方教会，而是当时整个中国基督教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今日的地方教会也会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除了赵天恩牧师在中国福音会编辑的《台湾宣教 50 年》的结语中，清楚的指出倪柝声并不是反神学，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神学」外，研究者也可以从倪氏在其著作中对所谓「摩登派神学」或「新派神学」的批判得到印证。

 其次，倪氏在讲道的时候要面对教育程度两极化的听众：一个群体是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另一个群体是可能仅有基本，甚至毫无阅读能力的听众，他们占了听众的绝大多数。以基督观为例：对于普遍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西教士和 中国本土的基督教精英而言，他们较为容易理解西方的、外来的、抽象并复杂的神学术语及观念，就像位格、性质、同质、异质、位格联合、属性相通，等等。研究者当注意这些术语也往往为许多基督教历史中的神学家所抱怨，例如：约翰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就抱怨正统神学是不得已才采用位格和性质的语言。对于倪柝声核心的，受过西式大学教育的同工而言，他们因着西式教育的缘故，具有理解这些术语和观念的能力。然而，对于普遍教育水平低下的中国普遍信徒而言，期盼他们能够透过此类学术性的神学术语理解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观念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个情况迫使倪氏需要寻找一种一方面能够同时能够涵盖教育程度两极化听众，又能够传递正统基督教信仰的讲道方式，以奠定地方教会的神学基础和属灵传统。倪柝声在地方教会内部采取了一种「去神学术语化」的进路，就是：在讲述神学观念的时候，剥去其神学术语的包装，而讲述其核心思想/观念。以基督观为例， 倪氏认为「神真理的中心，就是基督。神的中心，就是基督。」——这是典型的「以基督为中心（Christocentric）」主义，所以，倪氏并不拘泥于名词、字句、方法或道理（doctrine，教义），他认为，认识神的儿子（的位格）才是重点。因此，灌输关于圣经（或神学）的知识并不是倪氏的主要关注点。

倪氏希望藉此能够在戒除自由主义神学对刚诞生的地方教会的影响的同时，又能够在灵性牧养和神学教育方面满足各种听众的需要，帮助信徒认识基督的位格，进而对基督产生主观的经历，建立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从地方教会的宣教史来看，这种「去神学术语化」使得地方教会的教义变得非常中性，并提高其在不同文化和处境中的接受程度，间接的促进了地方教会的全球宣教事工。这个进路对整个中国教会产生了以下二个影响：

 这种进路不但成为地方教会的传统，也因着倪氏的影响力，被大多数的传统中国教会所采用，作为面对，甚至对抗神学并神学教育系统，并塑造属灵传统的方法。

 想要在倪氏著作中寻找「特定神学术语」，或系统神学中某种特定「论」之专文/专著的研究者往往错误的认为倪氏不但没有神学、不懂神学、甚至反对神学。这种忽视倪柝声思想中系统神学元素的看法，也往往使得许多研究者仅仅视倪柝声的神学为「属灵神学」。赵天恩牧师指出倪氏事实上因为反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神学而反对神学教育后，立刻说：「好像西谚所说倒掉洗澡水时，连婴儿也一起倒掉了。」

 因为过去对于倪柝声思想的研究忽视了塑造他特有的讲道风格的历史背景，并倪柝声作品中对于神学的负面评价，造成研究者完全忽视倪柝声对于神学的正面评价：

表:倪柝声对于神学的两极化评价

 若非深入研究倪氏当时所身处的大环境，就无法解释「神学」这个词在倪氏身上所展现出的两极化张力，也会导致研究者无法客观的分析并评估倪氏的神学思想。而认为没有受过正规神学教育的倪氏不但「反智」，也「反神学」。

 本文尝试突破这个以往限制里研究倪柝声神学思想的盲点，在传统系统神学基督观的框架与标准下，分析倪氏相关文字，并将倪氏的文字与相关的指针性神学家比较，以探索并还原倪氏著作中的基督观。本文采用的原始资料以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的《倪柝声文集》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