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调和”确实可以被视为一种在神学上具有跨领域汇通性质的概念。它并不是单纯停留在西方正统基督论或救恩论的传统表述里，而是在20世纪华人基督教语境中，发生了一次相当深刻的语义与思想上的再创造与再融合，从而成为一种跨越多个神学传统、文化传统与宗教传统的“汇通性”表达。

下面从几个层面来阐明它的跨领域性质：

1. 基督论的正统内核 + 东正教/教父传统的“神化”（Theosis）思想

“神人调和”最直接的圣经与正统根基是基督论：耶稣基督一位格、二性（神性与人性）不混、不变、不分、不离（迦克顿信经，451年）。
早期教父（特别如爱任纽、亚他那修、格列高利等人）进一步发展出“神化”教义：
“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或“使人得着神的性情”——彼后1:4）。

这个观念在西方（尤其新教改革宗传统）长期被淡化、甚至被视为有“泛神论”危险，而在东方正教中一直是救恩论的核心。
“神人调和”把这个古老的东方救赎观，用非常中国化的“调和”一词重新清晰表达出来，既守住了正统基督论的底线（二性不混成第三性），又恢复了“神化/成神性”的救恩动态张力。

→ 跨领域点：西方正统基督论 ↔ 东方教父神化传统

2. 中国哲学“调和”思维的大规模借用与再诠释

“调和”这个词本身在中国文化中极其重要：

• 儒家：中庸 = 恰到好处的调和、不偏不倚
• 道家：阴阳调和、和光同尘、天人合一
• 中医：阴阳调和、气血调和
• 日常语言：调和矛盾、调和口味……

用“调和”来描述神性与人性的关系，带有强烈的中国式圆融、动态、不二不杂的思维气质。它不像西方神学常用“联合”（union），“联合而不混淆”（unconfused union），或“参与”（participation）那样带有较强的分析性与区隔感。

反而“调和”这个词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渗透、浸润、彼此内住而又保持各自特性的动态关系——这与中国哲学“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最高智慧高度共振。

→ 跨领域点：基督教救恩论 ↔ 中国古典哲学（儒道）本体论与工夫论

3. 20世纪华人地方教会（召会）语境中的独特放大与系统化

在李常受的著作与地方教会传统中，“神人调和”被提升到几乎是神圣经纶的终极目标：

• 神成为人（道成肉身） → 人成为神（在生命性情上）
• 神性与人性调和 → 产生“神人” / “属人的神圣者”
• 最终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一座“神人调和”的建造

这种表述方式，把个人灵命成长、教会建造、宇宙终极盼望三者用“调和”一条线贯穿起来，形成一套相当有系统性、又极具体验性的神学语言。

这套语言对很多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信徒来说，比西方传统“称义—成圣—得荣”三阶段的线性讲法，更有亲和力与想象空间。

→ 跨领域点：西方系统神学 ↔ 20世纪中国本土灵修/生命神学

4. 与其他东亚新兴宗教运动的平行比较

已有学者（如范俊铭等人）把“神人调和”与韩国大巡真理会的“神人调化”放在一起比较：

• 两者都试图用“调和/调化”来表达终极的神人关系
• 却又分属完全不同的宗教母体（基督教 vs. 韩国新宗教）
• 反映出东亚文化圈面对“终极真实”时，倾向用“和谐、融合、互渗”而非“绝对他者、对立、超越”的语言模式

→ 跨领域点：基督教神学 ↔ 东亚新宗教运动的终极关怀表达

小结：为什么说它是“跨领域汇通”的典范？

因此，“神人调和”不只是一种翻译或修辞，它实际上是20世纪华人基督教思想史上一次成功的跨文化、跨传统、跨语境的创造性汇通。它既守住了基督教信仰不可逾越的底线（神人二性不混），又打开了中国文化语境中对“终极生命关系”的想象空间，堪称一种“在边界上跳舞”的神学典范。

你对这个“调和”概念最有共鸣的是哪一部分？是生命经历的部分，还是文化融合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