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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张表，把 Torrance 所谓“拉丁异端”的几个核心批判点，直接放在经典联邦改革宗的对应教义上来对照（侧重威敏斯特传统的表述）。

### Torrance“拉丁异端”与联邦改革宗关键教义对照表

| 议题 | 经典联邦改革宗典型表述 | Torrance 对此的“拉丁异端”批判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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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学方法与认识论 | 往往以一套在基督启示之前即可抽象思考的“神观、律法、约、旨意”作前提，再将圣经经文当作命题，逻辑推演出教义体系（如从永恒旨意、约、律法出发推导救恩秩序）。[1][2] | 这是“在基督之外思考现实，再试图把一切‘套回’基督里”的二元思维，是拉丁异端在方法上的根本表现；它让神学被外在的逻辑与体系支配，而不是从道成肉身的实际开始思考。[3][4] |
| 基督位格与工作关系 | 在经院式联邦神学里，基督的位格与工作在概念上被明显分开：先处理“基督是谁”，再在一个“契约／约的框架”里讨论祂如何满足律法、赚得功德、被归算给选民。[2] | 这容易造成“人位／工作”的二元，使赎罪被理解为一套在基督之外可运作的法庭机制；Torrance 指出这是拉丁异端的典型：把救恩变成外在交易，而不是在基督位格中已完成、且本体性地涉及我们人性的实际事件。[2][5] |
| 赎罪与称义的性质 | 强烈法庭化（forensic）：赎罪被描述为父与子之间的“契约交易”（pactum），子在十架上代替特定选民承担刑罚，满足律法与旨意；称义则是这项交易结果的法庭宣告与外在归算。[2][6] | Torrance 称之为“司法／外在的赎罪模式”，认为这是拉丁异端在救恩论上的核心：它忽略基督在我们人性中实际治愈与更新，只看见刑罚交换与法律状态改变，从而削弱“未取的不被医治”的教父传统。[7][6][8] |
| 联邦神学中的约与律法 | 在某些表述中似乎先有一套抽象的“约与律法秩序”，上帝与基督在永恒里订立约，规定条件，基督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才能救人；救恩因而可被描述为对约条件的“履行”与对律法要求的“满足”。[1][2] | Torrance 认为这使“法与约”成为支配上帝行动的前置框架，把上帝变成“受制于律法与契约结构的谓词”，这是拉丁异端的尖锐表现：神学让受造秩序、法律与因果来主导对上帝的思考，而不是从自由恩典中的自我启示出发。[9][1][4] |
| 拣选与双重预定 | 经典联邦改革宗中，拣选常在“永恒旨意”层面被处理，易被理解为在道成肉身之前、甚至在基督之外，就已作出的“谁得救”的双重预定决定；基督工作随后只是执行这预定计划（尤其在限定赎罪教义中明显）。[1][10] | Torrance（与巴特一起）认为这把拣选从基督位格中抽离，是拉丁异端的又一形态：可以“在基督背后”追溯到某个更深的、抽象的永恒旨意，从而引入对上帝隐藏意志的恐惧与不确定，削弱在基督里的福音的绝对性与自由恩典。[11][10][4] |
| 与基督的联合与救恩秩序 | 在许多联邦表述里，救恩秩序（ordo salutis）按逻辑顺序展开：拣选 → 有效呼召 → 重生 → 信心 → 称义 → 成圣 → 得荣；“与基督联合”常被放在这个序列中某一环节（或让位给称义的优先性），有时更像是“称义之后的属灵结果”。[1] | Torrance 指出，这样的结构把“联合”变成一项法律与因果链条中的阶段，而非一切救恩的本体基础；拉丁异端正是把救恩拆解为外在步骤，而不是在基督人性与我们人性真实联合中的、一次性的整体事件——“通过分享基督自己，我们才分享祂的一切益处”。[12][6] |
| 教会与圣礼理解 | 联邦神学易与一种“宪政化”的教会观配套：教会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执行约之法令的“法律机构”，圣礼被视为神与人之间约的印证与法定标记，强调法理地位、应许条件与人的责任。[1] | Torrance 认为这是拉丁异端在教会论上的延伸：把教会视为管理外在法律与秩序的机构，而不是在圣灵里实际参与基督人性、分享祂与父交通的身体；圣礼若主要被法庭化理解，就忽视其真实参与性的奥秘性维度。[7][12] |
| 三一论与基督论基础 | 在 Torrance 看来，联邦神学对三一论与尼西亚—迦克墩传统的接续较弱，常以抽象“神性”与“属性”为起点，再推导救恩秩序；三一与基督论更多是“上层结构”，并未真正规定救恩论方法。[1][4] | 他认为这正是拉丁异端的根源：没有让“子与父同一本质”的三一实在与道成肉身本体性地控制神学一切层面，结果必然回到“外在关系”的语言与概念二元，走向法律化、契约化、因果化的救恩理解。[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