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的滥觞(一) 英雄惜英雄1. 初期接触
李常受得救后，对圣经的热爱，可以用手不释卷来形容。他自己说：“我能读经，读到上床躺下的前一分钟，才把圣经合起来，放在枕头边，为的是明天一早起来，头一眼就看到圣经。”这种读圣经的热忱是极不寻常的，他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可说有无限的渴慕。加上他通晓英文，举凡可以看到的中英文属灵书刊，无不一读再读。可以说是神给了他一颗爱慕神话语的心，得救后的那年夏天，他以两个月的工夫，就把圣经精读一遍。在经历不同的礼拜堂聚会后，他最后选择留在弟兄会牛顿派聚会；因为该会对圣经的解释和教导圣经的方式，最能吸引他。从1925年到1932年，有7年之久，李常受在弟兄会中最严格的牛顿派里受教。热爱追求圣经真理的他，在此累积很可观的圣经真理，尤其在圣经预表、预言和比喻的事上，体认更为丰富。弟兄会在圣经真理和召会生活的实行上，对他日后的解经和事奉，均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
就在李常受此时收集的属灵书刊中，有一份叫《晨星报》（Morning Star）的期刊。在这份刊物里，他读到署名倪柝声投稿的文章。这是他接触倪柝声著作的滥觞，倪柝声在圣经真理上的见解最为他所折服。后来，倪柝声出版了一种期刊，名为《基督徒报》，每个月出版一期，共出版了24期。李从1925年开始订阅，每收到一期，都迫不及待的一口气读完。他也购买倪所出版关于属灵生命的书籍。这些书刊在属灵生命的事上，给李许多的帮助，甚至对他日后事奉神也有相当的影响。
因着阅读倪的书刊，他开始和倪有书信往返，他们初期接触就彼此惺惺相惜。对于他所提的圣经真理问题，倪都一一给予令人满意的解答。在一封信中，他请倪介绍帮助人认识圣经最好的书。倪回信说，据他所知，对认识圣经最有帮助的是达秘（John Nelson Darby）的《圣经略解》（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倪还说：“该书义理深奥，除非你肯多读四五次，否则无法尽领其意。”李当时揣摩倪柝声写作的口吻与方式，以为倪应该是位六七十岁开外的白发长者；岂知倪不过是个年轻人，只比李大两岁。
2. 一见如故
1932年6月，倪柝声应邀至烟台的自立会礼拜堂讲道。之后，还要去烟台附近的黄县，在一所神学院讲道。当倪抵达烟台时，前去接船的人不算少，但倪一眼就认出李常受，他俩可说是一见如故，言谈十分投契。由于彼此早有鱼雁往来，彼此间颇有认识。他们所谈的话题不出圣经和属灵的事。值得一提的是，倪与他都深受所谓弟兄会的影响；弟兄会的背景为何，以及弟兄会何以在他与倪两人身上有如此深的影响，的确值得探讨。
从1827年开始在爱尔兰有一班人，因为不满基督教里宗派林立，和死沉的光景，纷纷离开所属公会团体，出来一同聚集。他们的不满，不是对人、对组织，而是对整个基督教越来越不符圣经教训的传统及虚设仪文。所以，这些人以竭力设法回归纯正的圣经真理及实行，为首要之务。事实上，在罗马公教充满“传统”，这传统并非以源自圣经的教训与实行的“传统”为“正统”，早在马丁路德就有回归圣经的思想，在路德之后近200年，更正教虽然打破罗马公教一千多年的大一统局面，其本身却因各自坚持不同的教训、见解或不同的实行，而衍生出，甚至分裂为许多的派别。他们从圣经中重新寻找“教会”的定义，认为基督徒不该以各种不同的名称，诸如圣经教训、神仆人的名字、国家的名字等设立宗派、公会和其间的人为组织。他们不愿意使用任何的名称，所以就自称“弟兄们”。后人也有称之为 Plymouth Brethren 者。
为了竭力回归纯正的真理和实行，他们近乎过分的保守（以当时基督教各宗派、公会的标准来看）。在圣经真理的见解上，弟兄们有许多历史性的“进步”。特别是在预言、预表和召会生活的实行上。他们坚持圣经里所没有教训的就不实行。他们把更正教各宗派中，经年累积的那些人为的、善意的、组织的、不出于圣经的，一概排除在实行之外。可以说，弟兄们（后来的弟兄会）给后世许多的自由团体（非公会Non-denominationals）留下正确的、实行的榜样。弟兄们中的解经家真是精英群集，最为人熟识的有达秘（J.N. Darby）、彭伯（G.H. Pember）、潘汤（D.M. Panton）、开雷（William Kelly）、马金多（C.H. Mackintosh）、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郭维德（Robert Govett）等。
倪、李两人相见后，相处了一段时间。李后来回忆说：“与倪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主的甜美、可爱、吸引和新鲜，使我印象深刻。那些日子在跟随主的事上，给我新的起头，并使我有基本的转机，从知识转到生命。因着与倪弟兄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开始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主之于我更为宝贵。那种经历甚至大于我得救的经历。与倪弟兄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影响我往后59年（从1932年起）在主里的道路。直到永世我都忘不了那些日子！那对我是何等的怜悯和恩典。”倪离去后第二天，与李同被选为中华基督教会董事的李先生，来到李的处所。之后，两人前往海边，言谈之间，论及受浸、擘饼等问题，遂请求李为他施浸。以后，两人便各自离开弟兄会和中华基督教会，而来在一起。不久，李便在家中开始聚会，此乃烟台召会之肇始。
(二) 呼召的印证——从地中海的来信
李常受的得救和蒙召事奉，是同时发生的。1926年，他专科学校毕业后，主提醒他曾经奉献过自己，向主表白过要毕生传道事奉的心愿。但事与愿违，他此时已清楚看到时代在变，知识是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可奉献牺牲，但弟弟不能因家境困乏而缺少教育，因此他决心要帮弟弟完成专科教育，暂时还不能放下职业。然而弟弟毕业后，他的信心还是不够，仍然不敢付诸实行。
自从他与倪柝声接触后，不断感到主的呼召，而且越来越明显、越强烈。1933年，烟台召会聚会一年后，人气成长相当兴旺，工作的要求也日渐增多，极需他全时间服事。不过，当时召会在财务上还有困难，他又是收入较为丰厚的一人，他的资金奉献或许比时间奉献，更为需要，这事使他放下工作全职奉献的决心更为挣扎。
是（1933）年8月，整整有3周之久，他直觉到主对他的呼召益发强烈，他内心的挣扎也相对的增加。8月21日晚上祷告聚会后，他向两位领头的弟兄说明情况，并请他们为他代祷。夜里11时，他在主面前屈膝，听到主责备的声音，他深刻感觉主的同在，但主却警告他说：“你若愿意接受我的话，就接受；否则，我在你身上到此为止。”他立刻警觉到主将离开他，泪水禁不住的涌出，终于，他向主表明从此全心事奉。
就在他辞职的当天，接到东北长春来的一封信。那时，他的父亲过世已有10年之久，怎么会有从长春来的信。原来，那是一封邀请函，请他到长春讲道，为主说话。这是他第一次受邀出去传道。这封信对他决定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主，无疑是个清楚的鼓励和加强。他接受邀请前去访问，藉着他的访问，就在长春当地兴起了聚会。
这当中还有个插曲。他在长春停留了17天，其间接到原来工作的洋行总经理来信，希望他回去上班，并承诺给他升级并加薪。他心中暗想：“原来我要向他辞职，现在他还要给我加薪。”又想：“若我真要辞职，也不一定要现在辞，年底就有年终奖金可拿，何不等拿了年终奖金再辞职。”他心里难免开始有点动摇。
回到烟台，心里暗暗准备回公司复职，没想到一封倪柝声的信在家里等着他。信是8月17日写的，正是他在主面前挣扎得最激烈的时候。来信非常简短，说：“常受弟兄：关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李手里紧握那纸信笺，心里何等的明亮，这真是无比有力的印证。这张小小的信笺，将洋行总经理的提议全化为乌有了。他的心在跳跃，他对自己说：“这事就这样解决了。即使有人要把全世界给我，我也不要。明天到办公室去告诉总经理，我无法接受他的好意。”
同时，李也决意去上海面见倪柝声。1933年10月，他抵达上海见到倪柝声，头一件事就问说：“倪弟兄，你为什么会写这封信，你是在哪儿写的？”倪告诉李，在他从欧洲返国的途中，船行在地中海上。那天，他在船舱里，为主在中国的工作祷告。祷告之间，觉得该写一封信给李，告诉他该全时间事奉主。李听了，全然确信倪是一个完全活在主面前的人。否则，他在数千里外与主挣扎，倪在地中海上，怎会就在同时从主接受负担，为此事写信给他？这事证明主不仅呼召李，更呼召他与倪一同事奉。自此，李即紧紧跟随倪，在主的工作中学习尽职。
(三) 倪柝声的成全与帮助
倪、李上海见面时，李在烟台已有相当多的“工”可作，因为烟台召会才刚建立，圣徒人数也日益增长。这一切对他这个“初出道”的传道人来说，是很值得鼓舞的。照理，他应该好好打稳基础把“牧会”的事作好，再图谋进一步的发展。然而，他不是这样，他心里另有打算，因为他知道自己虽然有足够事奉主的热诚，和足以应付会众的真理装备，但是在上海的倪柝声才是他应该跟随、学习事奉的对象。这对一个不到30岁，天资聪颖，雄心万丈的年轻人来说，是相当不寻常的见解和举动。
李打从第一次读到倪的文章开始，就对倪相当折服。两人的关系颇为不凡，或者说，相当不俗。李曾经回忆道：“我和倪弟兄相处这么多年，他没有说过一句轻浮的话，我们中间没有开过一次玩笑，没有上过一次馆子。我们所谈的只有属灵的事，我尊重他像父亲一样……”这真是一对不凡且不俗的年轻人。表面看一个是南腔，一个是北调，背景迥异；其实，他们二人有着相当美好的共通性，就是态度非常认真，意志极为坚毅，有所谓成功的特质。然而，能造就倪、李二人长久同工关系的，并不是所谓的英雄惜英雄，而是因着他们二人对“事奉神”这件事，都能毕生保持敬虔、严肃、无己、不变的态度。加以，他们都不以眼前所有的为满足，乃是不断的往前，不停的进步。纵览62册《倪柝声文集》，不难发现倪在他不算太长的工作中，从来没有重复过自己的信息；李也是如此。俗称，一山难容二虎。一般而言，他与倪同样都是很有领袖特质的人，他们能长久彼此相敬、相惜，在这你争我夺的世界，相当罕见。
在倪对李倾囊相授的过程中，倪曾对李详述神在中国行动的历史。特别从1922年倪得救开始，一直到1932年为止。倪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李详尽说到，主在这10年余的行动。不仅如此，倪、李二人都是很注重历史的人，倪把他自己对召会历史的事件，及其深层的意涵，从第1世纪一直讲到当时。倪对每一个年代里，具时代意义的事，如数家珍的一一详述。李对圣经真理和召会工作实行上深具宏观眼光的特色，植基于此。
50年代在台北，李就用“生命读经”的方式，讲授圣经各卷。到了70年代，他用了整整20年的工夫，逐卷、逐章讲解整本圣经，后来就以《新旧约圣经生命读经》为标题出版成书。李多次谈到在他见倪以前，受弟兄会的教导多年，勤学圣经，累积了相当的文字知识。然而直到他见了倪，在倪的帮助下，才学会从生命的角度认识圣经。根据李的自述，在他去见倪之前，虽然已经装备了许多圣经道理的知识，但对于（属灵的）生命并不清楚。有一个下午，倪问他：“常受弟兄，什么是忍耐？”他回答说：“对我而言，忍耐就是一种忍受。人苦待你，逼迫你，但你忍受这个苦，这就是忍耐。”倪摇摇头。于是李说：“请告诉我，什么是忍耐？”倪回答说：“忍耐就是基督。”李回忆说，最初他完全无法领会，就好像是外国话。他请倪解释那是什么意思。倪一句也没有解释，只是一再重复的说：“忍耐就是基督。”李回到住处，深感困惑，就去祷告：“主，忍耐就是基督，这是什么意思？”至终，主给他看见，基督自己就是他的忍耐。真正的忍耐不是一种行为，乃是基督从他活出来。他坦承倪在生命的事上给了他极大的帮助，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一天下午，倪两手抱着近10本原文书进了李的房间，他把两套旧书放在李的床上，说：“这给你。”李一看，有5卷一套的是达秘的《圣经略解》，这套书正是倪在复信给他时所说，最能帮助人认识圣经的那一套书。李真的是喜出望外，爱不释手。
此外，倪将他带进主的工作，并一同在召会中尽职。有一次，上海召会有一场福音聚会，所有的人都认定是倪讲信息。然而，就在聚会开始前，有人递给李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说：“常受弟兄，今晚请你释放福音信息。”这要如何是好，聚会就要开始了。
那晚，李引用约翰十六章，讲到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使世人知罪自责。信息大概是说：“为罪，因为我们从亚当而生；为义，因为我们能相信基督；为审判，因为我们跟随撒但。这里有三个人：亚当、基督和撒但。我们在亚当里生来都是罪人，但如今神给了我们机会进入基督，以祂为我们的义而得称义。藉着相信基督，我们就从亚当迁到基督里。然而，我们若不相信基督，在亚当里就仍是有罪的，有一天，我们就要与撒但一同受神在撒但身上的审判。”
当李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倪在聚会中，也不知道他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天，他们二人在散步，倪忽然转向李说：“常受弟兄，在中国很少人能像你一样，由约翰十六章释放一篇福音信息，论到罪、义、审判——亚当、基督、撒但，这三个点。我鼓励你继续往前。”李听见这话，心想：“倪弟兄怎么知道这事？”至终，他得知倪当时是站在门后听他讲信息。
倪、李二人都没有进过神学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公会组织的训练；在真理一面，他们对阐释圣经的质和量有目共睹。不仅如此，在召会的治理上，他们二人也是没有经过任何所谓“养成教育”，更没有“组织”的规章、传统可循。然而，观之以今日“地方召会”在全球的召会数和人数，可以说这自有其成功之因由。事实上，倪对传统基督教各公会、教派等，在召会行政、组织、治理及聚会形式上诸多依例因循，与不符圣经教训的事实，甚为困扰。于是他在遍读诸圣先贤的著作之外，回归圣经，详细钻研，为要找出一条符合圣经、纯净可行的“治理召会”之路。其间他从使徒行传、保罗书信，以及启示录中获益最多。
倪首倡“召会”不应该有人为的组织，包括总会、分会等。按照圣经的记载，召会不应以“教义”“国名”“人名”为名；召会应以地方标称，如圣经所载在哥林多的召会，在以弗所的召会等。同时，以地方或城市为名之各召会，在行政上应独立自主，互不相属，其间也没有总会的设立，没有等级之分。然而各召会之间，应有完全的交通、联系，不得单独。这种实行完全根源于圣经，而非出于个人的“理想”，应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于组织性、结构性定型了数百年的各公会而言，这是相当怵目惊心的“改革”。正如历史上所有的革新一样，倪的主张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至今也有80多个年头了。虽然他自己未曾目睹，但今天在全世界各地，有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地点，正在实行他的主张。
倪在1934年1月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谈起“我们是什么？”他说：“我们并不是什么。我们既非一个新的公会，也非一个新的宗派，或者一个新的运动、新的组织。我们在这里不是加入某一派别，也不是创立一新派别。若非因为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呼召、特别的托付，我们并没有在这里存在的必要。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乃是因着神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呼召。”这里倪所谓“特别的呼召”，有相当的部分，就是以上所提关乎治理召会的原则。对于这个原则所有“更正教”（基督教）的先驱，都认定是被罗马公教，也就是天主教所破坏，必须加以校正。只可惜在更正教至今四百年的历史中，虽然革去了旧的传统，却又渐渐加入了新的、不符合圣经教训的人为组织和繁文缛节。
受访者：吴有成
时 间：2008.5.8
来源：《基督与召会：李常受先生行谊访谈录》
第一章 从动荡中国到宝岛台湾——李常受前传第二节 奋斗的滥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