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圣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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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倪柝声编译的《小群诗歌》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而产生的。里面所汇集的诗歌也是跨越国家界限，是有着世界性的融合。诗歌的内容和深处的意思是诗者人生经历在信仰中的阐述。然而，这本歌集不是一种从外表该属于“外来物”和“宗教物”，恰恰相反，这是中国本土的倪柝声主导编译的诗歌集，诗歌的选取和翻译无一不是承载着他本人的风格取向和人生经历，而这风格和人生的经历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一点一点发生在他身上的。可以说，他这个人就是一首诗，也是一种文化的代表，跟中国的传统精神不能隔离，反而有着深刻的联系。
关键词：传统精神 人生经历 倪柝声 《小群诗歌》 文化释读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季羡林先生在《谈国学》这本书里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从19世纪末叶以来，我们就走了西化的道路。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把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或先或后地吸收过去。这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但在政治、经济方面到处都打上了西方的印记。”[1] 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上下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古老的国度，其传统精神的精华却没有随之而动摇。上下五千年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其基本精神可以提炼为四个：
一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直运行着刚柔、动静、有为无为等一系列互为对立却又相辅相承，有着深邃辩证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实可追溯到《尚书》、《诗经》之中，而孔子则是这方面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欲以周礼匡扶乱世，如他在《论语·为政》中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后继者孟子更是发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荀子也有“制天命而胜之”的观点。而对这一精神实质予以明确表述的则是《易经》的《象传》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以积极有为，敢于进取的精神成为主导着后人一直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是人本主义精神。从起源看，在儒家典籍的《诗》《书》《礼》《易》《春秋》中，已经有着对人价值的肯定，如《礼运》中提到：“人者，集天地之德”，“人者，天地之心也。”在《春秋繁露》里也提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这些古代言论都有着重视人，肯定人的价值的思想。到了孔子、孟子、荀子的时代，这种思想已经具有相当水平的成熟形态了。他们提出的“仁爱”精神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也是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
三是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易传》的作者在《文言》中说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人乎？”与《中庸》里的：“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人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同样是表达只有正确了解天与人与物的本性，发挥好两边的正确关系才会有真正天人和谐的产生。到了汉宋，这个思想就一直得到发展。至终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的美德和精神，印刻在人们的思想里面。
四是礼治的精神。这种礼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相处往来，也是人与人如何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原则。该精神的实质是注重社会的有序、有礼、有节。它更是深入到人伦道德，社会秩序，个人自身的处世准则，这些内化在人们的心灵和意识之中的更是容易被人接受而得以承继。
二、倪柝声与《小群诗歌》的编译
（一）倪柝声成长的“大环境”与“小环境”
“中国从前清末叶到现在，中间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帝国统治、辛亥革命、洪宪窃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西化的程度日趋深入。”[2] 这是季羡林先生对中国近代的历史精炼的概括。
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背景，而我们所截取的则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社会。这正是倪柝声所处的时代。关于这一点的描述林金水老师在《福建基督教本土化历史过程之探索》中提及这样的一段话：“因为倪氏所处的时代，西方文化已经显得比中国更加强势，中国文化固然并非“弱文化”，但在当时相对西方文化而言，在形势上却是有些弱的，倪氏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建构了中国人自己的神学理论。”[3]倪柝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这种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中成长，这种文化氛围对他对其性格的建立，说话写作风格的形成，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待人接物的品格无不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其生长的“大环境”。
倪柝声生于1903年，自小长在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城福建省福州市。他的原名是倪述祖，英文初名Henry Nee。父母都是美以美会的教友，所以倪柝声在婴儿时期，就在美以美会受洗。己故的祖父倪玉成则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他是家族中第三代基督徒。倪柝声六岁时全家回到原籍福州，1916年就读于著名的圣公会三一书院接受西式教育，这是一所二年制的大学，中英文的水准都很高。1920年倪柝声17岁，还在三一书院读书。一位中国自由女布道家余慈度到福州，在美以美会天安堂传福音，他母亲林和平信了。看到母亲的改变，他就去听道，并接受了福音，他还取了新名字— 倪柝声，要做一个 “时代的更梆之声”，也将英文名改为Watchman (意为守望者)。就他所取的名字来看已然具有很浓烈的中国传统的味道，其中更是渗透着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精髓。在这种“小环境”中，他开始成长为一名具有时代特性的人。
（二）倪柝声的人生经历与《小群诗歌》的编译
倪柝声是在福州长大的，由于独特的家庭因素，以及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有着深厚的中文功底，对文字和文学的造诣是有一定的深度。加上他长期受一名叫和受恩教士的带领和帮助，对他成为伟大的诗人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和教士本人也是一名内涵很深的诗人。他与和教士在一起的时候，很羡慕和教士写诗的才华以及所写诗歌蕴含着深刻的人生经历和认识。于是他为了写出好的诗歌把中国的唐诗背了一千多首并且花许多的功夫学习写诗方面的技巧。这些都为他日后的诗歌的深邃的内涵立下一个良好的根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人生经过了许多常人所难以经历的曲折，而这些曲折都成为他诗歌最好的素材。他的这些经历虽然具有他人所难以经历的地方，但是他所经历的却是关于人性中所共有的特点。如对人里面消极情形的揭露有嫉妒仇恨、不顺服、骄傲、自以为是，爱露锋芒、焦虑恐惧、也有对积极一面的肯定有：积极进取、仁爱、牺牲个人、注重团体利益、尊崇最高标准的道德、忍耐温和、谦让宜人、富有同情心、怜悯的心肠、爱众人的心等诸多美德。不过这些在倪柝声的思想里看，这种美德的彰显的确是在时间里渐渐内化在人里面而有的自然反应，甚至成为人从生命活出来的彰显。
在诗歌方面，他除了翻译西方的传统圣诗外，自己也作诗配上曲调，也被编写进诗歌集里。《小群诗歌》 这本诗集是上海福音书房出版，为上海及各地基督徒聚会处而用的。初版时封面印上诗歌二字，下端附有“Sings for the little flock”。“for the Little Flock”，意即“为小群用”。许多人因此称之为《小群诗歌》。在暂编本序里，倪柝声说‘至于开始预备这诗歌的原因，以及它的命名、释意等特点，都待正式出版时，再行详细说明’。这本诗歌里共有了155首诗，多半是倪柝声从一万多首诗歌、歌谣、诗辞选出来，并由他翻译，稍加改进并编辑而成。诗如人，正如英国逻辑学大师弗雷格说:“思想本身是非物质的，穿着句子的物质外衣，因此成为我们可理解的。我们说，一个句子表达了一个思想。”[4]这与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所说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他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与象外，故精而寡和。”[5]就是启发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上，乃是深入其中，就会领会诗的语言背后所承载的具有的思想，这种原则同样适用于《小群诗歌》的解读。
他在编译这本歌集时，并没有标明作诗、作曲的作者，这种风格的精神跟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朱光潜先生说：“在起源时，诗歌是群众的艺术，鸟类以群栖者为最善歌唱。现代人一提到诗，就联想到诗人，就问诗是谁作的。在近代社会中，诗已变作个人的艺术，诗人已几乎自成一种特殊的职业阶级。每个诗人都有他的特殊的个性，不容与他人相混。我们如要要了解原始诗歌，必须先把这种成见抛开才行。原始诗歌都不标明作者的姓名，甚至于不流露作者的个性。”[6] 由此看来倪柝声这种编译的方式当真是这种思想的精髓流露。所以我们可以用民国时期朱维之的一句话来表达倪柝声所编译的《小群诗歌》，他说“杰出的圣歌作者，都不是为名利而写作，而是由于灵感充溢，不能不流露出来的。编译者也常是如此。”[7]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诗者思想在《小群诗歌》中的诗意融合
胡晓明在《中国诗学之精神》开篇里的这么一段话说到：“依现代文化人类学之观点，诗之理论，作为人类最高级精神活动之一种反思，其所关注者，诸如情感、想象、直觉、人类心智结构、有机社会、永恒真理等，必然与更为深广的信念相联系，故与其说诗学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乃是观察人类心智历史与人文精神的一个特殊角度。”[8]而倪柝声编译的《小群诗歌》共收录诗歌155首，编译于1928年11月的上海。这本暂编本的诗歌是为着应付当时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这本诗歌集中，共有15个分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释读《小群诗歌》里面文化精神在人生历程中的进展和价值的话，可以发现它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在人身上结构和内化的过程具有美丽的契合。倪柝声在其生长环境中所形成的习惯和思维世界是无法被抹去的。正如一名学者所说的那样：“诗人不能(也不想)摒弃那个习惯了的形象和概念的世界,他的世世代代的先人就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9]笔者就着其中几个占篇幅较大的诗歌类别进行分析。
1. 赞美的话——在这一类诗歌中，我们感受到诗歌所表达是，人生该有总的思想和态度就是心中满了赞美，是一种乐观积极的歌颂，就是心中尊崇的一种高标准的美德。这些赞美的声音完全是出自于对人生真正本质的认识。这就如日本现代诗人荻原朔太郎（1886-1942）在他的随笔《诗人与观察》上所陈述的：“科学家观察，哲学家冥思，诗人就像哲学家一样，不关注个别的存在，而是直奔本质，只对普遍的东西感兴趣。诗人，他们独特做法更多的是启动直觉。”[10]这类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3，18，89，90，165这几首诗歌。其中所流露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积极昂扬的状态，对信仰的认识的深入，他们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人生满了欢畅和赞美。这是乐观的精神，驱动着人类一直的往前。这正是传统思想的刚健、不息。
2. 救恩的快乐——在这一组诗歌中，看见人生中充满赞美的生活，不是没有因由的无知表现，也非乌托邦的想象，乃是在生活的经历中享受到由信仰和对信仰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而得着的一种内心的自由。对整个的人生有了豁然开朗的认识，走出了一种对人生无解或误解的误区，这种释放带来真正的心灵快乐。这种快乐才会生出赞美。具有代表性的有两首。一是第36首，一首是147首。36首说：
一 得救，是我信的中坚，是我望的基石；这个虽然奥妙难言，在我确是事实。
三 多少时候，环境击摧，罪恶、试探纷乘，几乎使我意冷心灰，使我忧虑丛生。
四 但是有一生命维系，促我立发深省，从新认识救恩真谛，认识福音要领。
这里我们可以从诗词言语和所表达的深处的思想发现，当诗人获得真正的信仰之后，这种信仰成了他的“中坚”“基石”，他越思越惊奇，这种信仰实在叫他获得释放和快乐，所以在人生无望和忧虑丛生的人生境遇中，他得以真正的醒悟和领会，认识到人生的真谛和意义的所在，从而发出心中的赞叹。而在147首中，这种思想更是强烈而明显：
一 罪的锁炼，从前使我难当，
如同囚奴，我挣扎枉然；
但我得着奇妙的大释放，
就是耶稣打碎了锁炼。
副 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
我今脱离罪恶的痛苦；
耶稣是我荣耀的拯救主，
从今以后，不再被捆绑。
三 脱离了金钱闪耀的吸力，
脱离刚硬、雄心和己意，
脱离了肉体、律法的绊羁；
希奇的释放，哦，何希奇！
在有这种认识之前，诗人总是被捆绑，这种捆绑必然是思想上和心灵上的捆绑，叫他不得释放和自由，所以人生满了怨叹。即使挣扎也不得释。但是，一碰到这种信仰时，对之前人生的领会和境遇的认识就得着了释放，从那种狭隘的眼光里得着释放，甚至从许多捆绑人的金钱中得着释放，不再作这些的奴隶，而是走向更加积极和追求的人生道路。这里诗人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特点正如美国学者詹姆士·O·罗伯逊所言：“一个世界诞生了，在这里，人类思想再也不受地理屏障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享有人类知识、人类历史和世代积累的人类经验，都可以充分施展个人的发明创造才能。”[11]这种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和谐”的思想是一致的，只有人与所追求的信仰或者信念真正找到一种深处的响应和心灵的共鸣时，也就是个人得自由时，就产生了人与自己与社会，与他人真正的和谐。这也是“天人合一”而生发出来的和谐。
3. 巴迦谷里的泉源——这种心灵快乐的获得不是一种伪饰，也不是一种勉强的表现，乃是苦后之甜。心灵深处满是喜乐，这种喜乐的生活态度乃是从享受而有的，是对所追求的信仰或者心中的一种真理而带来的释放和无压力的快乐，这是源泉所在。就如张佐邦所说的：“对于文艺家来说 ,似乎痛苦和磨难比之于顺利的人生旅途更有价值。”“每个文艺家事实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看待人生的眼光 ,衡量世事的尺度和明确的政治信仰、人生信念等等。”[12] 如诗歌86、95、130、139所表达的。特别在139首中，
一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虞。
副 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得息，
试炼得恩勖，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三 神未曾应许：前途尽是平坦的大路，任意驱驰；
没有深水拒，汪洋一片，没有大山阻，高薄云天。
这里可以看见，诗中的作者真实是以他所心中的信仰为稳固的根基，心灵的磐石，这会成为一种力量、能力、甚至是一种光明引领他前面的步伐，使他人生满了希望和快乐，这就是信仰所产生思想和意志的力量。而95首中从开头的“暗中摸索，无一线光明！何等疲乏！何等劳形！”到结尾的“我们应当向前去，活泼的去，不要畏惧”这种人生态度的转变就是信仰的思想所带来的力量和源泉的供应。这正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精神。
4. 在恩典中长进类——从文化的角度可以看见，当人要追求一种内在的长进和升华时，的确需要一种持续不断的活在所追求的有益的信仰和坚持的信念之中，在其中能够被信仰的精髓和思想所熏陶、浸润，正如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所说的：“文化由外层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13]这是一种从内而外的长进，也就是一直向着人生的更高价值的一面而一直进前进取，这种向上的人生价值观是一个人真正成长不可缺少的因素。这种思想在诗歌30首、58首、60首、132首、141首中最具有代表性。特别是60首诗歌倪柝声自己所写青年时期的对他影响颇大的经历。我们选取几段来看：
一 我若稍为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但我记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二 我今已经遗弃世界，所有关系都解；
虽然道路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三 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脸；
群众虽然喜欢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四 我心所望不是伟大，不是今生通达；
我愿现在卑微事主，那日得祂称祝。
当倪柝声开始在福州事奉他所信仰的主時，是和几位他的同工一起配搭的，他的恩赐比较突出，因此遭到一些其他同工的嫉妒。那时他们都很年轻，于是他们趁着倪柝声离开福州去上海的那段时间，将其从工作上革除，这事后，很多人为他打抱不平，甚至他那年轻的血气也差点为之摇动，然而，正是他顾到他所信仰的，结果他并没有回福州去理论和辩解，乃是提前一站就在马尾下船，避开那种要与同工争执的局面，在马尾生活了两年时间，是最艰苦的两年，但他将时间花在了写作的上面，使得他对人生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更为加深。所以他写下了这首诗歌。从这首诗歌的字里行间，我们实在看见，一个人是如何的为着信仰而甘愿放弃那些无谓的争夺和虚名荣誉，这是经过人生的这种波折而有的非常内在而牢固的力量，这种思想与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思想是一致的。这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也是含蓄而不张扬，内在而实际的追求。
5、灵程途中的追求类——人一生的路途并非那么顺利，没有风浪波折，这些都有可能打断人真正的追求，转而变得消极下沉，一直看自己的失败软弱，要么就是高抬自己，轻看其他的人，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不和谐的因素。所以一颗一直竭力追求的精神之心不可少。所以这里的追求不是模糊没有定向的，乃是确定的，甚至是特异的。就如勒内·韦勒克所说的那样：“我们相信诗歌应该准确地再现特异的事物，而不是表现模糊的一般，不论它是多么具有吸引力……”。[14]这种思想的表现在51首、64首、67首中最为突出。在51首中诗人满了人生的失败和失望的光景：“善虽愿意作不来，恶虽恨恶脱不开”，“爱莫能助将奈何！事与愿违真束缚”，“多次跌倒多次起，时而立志时而遗”，“我的光景真是苦，谁能使我不为奴”，但是当他一碰到他人生中所认定的信仰时，就将其接受，并活在其中，坚定持续的活在信仰的范围里，他最好才发出赞美的声音，这对诗人而言是人生的一种很大的进步，因为他不再那么无助没有方向，乃是前途满了光明和希望。这就是信仰所带来的力量。到了67首时，说道：
一 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 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辞？
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仍想主祝福！ 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仍想主祝福！
二 众人都慕得主荣耀，羞辱少人要； 众人都爱同主掌权，损失有谁愿？
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土！ 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土！
三 多人都贪享主甘旨，少有愿禁食！ 多人都喜登主宝座，少有愿飘泊！
同祂唱诗虽然有人，儆醒却不能。 同祂唱诗虽然有人，儆醒却不能。
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追求，如果一没有舍弃那么如何能求得人生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呢？如诗中说言“争夺赏赐，都慕荣耀，爱掌权，登宝座，得高贵，但是羞辱、损失、漂泊、卑贱却都没人有一点的愿意。”如果只有这种人的话，那么还怎么能够指望整个人类或者是某种事业能够往前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就有一种敢于牺牲的精神，这是中国古老的精神，是大无畏的精神思想，也是诗的起源所在。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谈到：“诗的起源实在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诗或是“表现”内在的情感，或是“再现”外来的印象，或是纯以艺术形象产生快感，它的起源都是以人类天性为基础。”[15] 所以正是这种精神的思想叫人代代的继往不息，一直竭力奋勇向前。
6. 奉献类——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说过：“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16] 而文化恰恰会深深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这类诗歌所表达的就是一种“牺牲”“奉献”的人生价值取向。如诗歌中提到的“麦子”埋在土地里，才会来年生发出许多千千万万的子粒来，“十字架”也是象征着一种牺牲等。这种以象征的手法来描绘这种精神的是真正的诗歌所不可少的。正如梁宗岱所说的那样：“在无论任何国度 ，任何时代底文艺的活动和表现里，象征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普遍和重要的元素 。”[17]当一个人的生命的品质开始有了一种乐于牺牲的精神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一个最为快乐的人，因为他的生命获得了一种最高的称许和价值意义。如94首的“我每静念那十字架”中就强调一个人如果所夸和所爱的仅仅是虚空荣华的话，那么他的一生也是虚空而苍白。128首“主爱长阔高深”中，他自己写到：“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顾？”。倪柝声因着所追求信仰的困迫而选择了放下一直挣扎在他心中的青梅竹马的爱情，这是一种很大的不舍，然而有时候牺牲它却能为多人赢得一种益处，叫多人得着一种祝福。还有131首“学习耶稣的忠诚”就唱到：从伯利恒我们动身，学习耶稣的忠诚，跟着祂要完全归神，但是脸上满泪痕；因为牛槽那样陋丑，并非我们所爱视；但是脚须与祂同走，如果手要接赏赐。就是学习牺牲自己而叫众人都得益处。这是“大我”的精神。这里诗歌的精神思想和中国传统基本精神无不都是巧妙的吻合为一的。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思想，也有着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
通过前面几个方面的释读，我们会对《小群诗歌》有个另外一面的认识和珍赏，原来，它不仅属于倪柝声，更是属于凡愿意寻求的人。在诗歌的言词之间，都可以细细品味到这种味道。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佐西马长老所说的：“一个人遇到某种思想, 心里自问: 是用强力加以制服呢? 还是用温和的爱?( 你永远应该决定: 用温和的爱。如果你能决定永远这样做, 你就能征服整个世界。温和的爱是一种可畏的力量, 比一切都更为强大,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相比。”[18]照样《小群诗歌》中所体现的思想乃是一种中国传统精神的另一方式的表达，以“温和的爱”接受甚至传承它，那么在时间的轮轴中，将会越来越体现出这个思想伟大的力量。
四、结 语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看不见的存在，却是可以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寻得其踪迹。这是一种内化而真实的思想，也是一种实在而重要的精神，失去它或者减弱它，都将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信心下降，而去丰富它，加强它则会有事半功倍的果效。正如霍金说:“我看我们不能有好生活，除非我们生活中有足以使我们得获绝对的离立与幽独的东西:在于部分是必要而有用的，在于全体亦有用而必要。若在我们这时代，社会性增长，人皆浸没在繁多的生活里，了无神秘的可言;这时代估订幽独价值的能力与由是而有的自我意识的精深，也真没有发展:我们这时代如何平泛浅薄之故是因为这时代如何丢失了神秘的本能。”[19]
可见在当今的时代中，是世界大交流的时代，也是文化冲击和精神交汇非常激烈的时代，应该有勇敢的心态和敞开的心扉去面对它，而在面对的同时，该有这样的一种领悟，是民族的，但不狭隘于民族，是世界的，但也不强加给民族。乃是让民族的和世界的在交通中有循序有益的进展，从而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正如《小群诗歌》作为一种文学的作品也是文化的一种作品，它里面所蕴含东西既是世界的，更是民族的，没有一种严格的划分，因为里面所承载的思想是大的、是深的，是人生经历所共有的一种心灵深处的响应，它是诗人的反应，也得到受众的积极响应。它的价值和研究的意义也就在此。正像赵旭东所说的那样：“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各种文化可以通过文化的载体而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交流的世界。对世界的关怀，古代的人和今天的人是一样的。古代人对宇宙观的表述与今天人对世界性的渴求，在观念历史的谱系上是保持着前后的连续性的。最为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性不是一个社会的事实，而是一个心理的事实，它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并由我们的头脑来赋予其以意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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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季羡林：《谈国学》，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
[3] 林金水：《福建基督教本土化历史过程之探索》.
[4] [英]弗雷格：《思想，逻辑的探究》，载于斯特劳森编：《哲学逻辑》，1967年，20页.见于《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00页.
[5] （唐）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见《刘禹锡集》卷十九，上海人民出版社.
[6] 朱光潜:《诗论》，北京出版社，2011年,14页.
[7] （民）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82页.
[8] 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页
[9] 转引自科瓦廖夫主编《苏联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5一136页,144页,162页.
[10] [日] 荻原朔太郎：《诗性的哲学散步》，于君译，群言出版社，2002年，112—113页.
[11] Robertson,American Myth American Reality,p.42.
[12] 张佐邦. 文艺心理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
[13] 转引自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2页.
[14] [美]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刘向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211-212页.
[15] 朱光潜:《诗论》，北京出版社，2011年，8页.
[16] JohnP.Lovell,“The United Stades as Ally 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a: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in Jongsuk Chay ,ed.,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1990,p.89.
[17] 梁宗岱．象征主义[A ]．中国现代诗论 [M ]．广东：花城出版社 ，1985年．
[18]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上) 》[ Z].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477、478页.
[19] Hocking,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p.404.
[20] 赵旭东：《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50-351页.
参考文献
[1] 罗国杰：《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6期，33页.
[2] 《孟子·离娄上》.
[3] 《论语·为政》.
[4] 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
[5] 《论语·学而》.
[6] [英]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