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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改革宗神学里，Edwards 的 deification 主要产生了三方面影响：一是为“改革宗版 theosis”提供了一个被视为正统、可托付的经典范式；二是重启了参与/神化语言在改革宗体系中的合法性与建设性使用；三是在合一与灵修层面，成为新一代改革宗学者与东正/天主教对话的重要桥梁。[1][2][3][4][5][6]

## 一、提供“改革宗 theosis”的经典范式

– James Salladin 的《Jonathan Edwards and Deification》几乎成为这条讨论的总入口，他通过系统梳理，论证：Edwards 的恩典观就是“参与神的丰满”（participation in divine fullness），而且这是在不放弃加尔文主义任何核心前提下完成的。[3][5][6][1]
– 这本书以及随后一系列论文，使得“Edwards 有一个成熟的 theosis 教义，而且是 Reformed from the inside”成为学界一个有分量的立场，打破了“deification 属于东方、与改革宗格格不入”的传统印象。[2][4][5][7]

结果是：讨论“Reformed theosis?” 时，Edwards 不再只是边缘案例，而是被视为一个可代表改革宗传统、又高度参与式的经典范式。

## 二、重启“参与/神化”语言在改革宗中的建设性使用

– Salladin 等人指出，许多改革宗神学对“参与 / theosis”范畴本能地持保守甚至排斥态度，担心模糊造物主–受造者界限；Edwards 的模型则展示：可以在严格守护这一界限的前提下，把参与神的生命做成救恩论核心语汇。[5][1][2]
–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的文章进一步说明：Edwards 通过“参与神的性情（love, joy, beauty）而非本质”解决了本质–能量问题，使改革宗可以直接使用“参与神性”与彼后 1:4，而不必引入额外的“能量层”或放弃经典三一论。[4][8]

在当代建构中，这鼓励了一批改革宗学者用更“厚”的参与语言来重写联合、成圣与荣耀，而不是只停在法庭与伦理图像。[7][9][2]

## 三、推动合一与“天主教性”自我理解

– 多篇书评与导论强调：Edwards 的 deification 是一个“从改革宗传统内部对教父神化思想的接收与再诠释”，这为改革宗在更广泛的“theologically catholic” 传统中重新定位提供了资源。[10][11][3][5]
– 这使当代改革宗在合一对话中（尤其与东正、天主教及“新路德神学”围绕 theosis 的讨论），可以说：
– 我们也有以参与神性描述救恩的传统代表（Edwards）；
– 且这条线并未削弱因信称义、全然败坏与拣选，而是将其内建在“参与神的丰满”这一更大图像之中。[12][13][2]

因此，Edwards 被不少人视为：
– 一方面，让改革宗有底气参与“神化”合一讨论，而不是只作旁观批评；
– 另一方面，也提醒改革宗内部：theosis 并非外来异物，而可以是自身传统中“天主教性”的一部分。[3][5]

## 四、在灵修与属灵经验神学中的启发

– 一些当代作者（包括学术文章与神学博客）直接用 Edwards 来批评“只司法、不本体”的新加尔文主义倾向，主张：救恩必须被理解为“真实参与神”的 ontological reality，而不只是“客观、外在的法律状态”。[9][2][12]
– 他们借助 Edwards 的“神圣美、喜乐与爱之流溢”图像，重新把属灵经验、情感与圣灵的内住塑造成“参与神生命”的维度，而不是副产品，推动了一种更“美学–参与式”的改革宗灵修神学。[1][2][9]

这在实际教牧语境下，鼓励改革宗讲道与属灵指导中：
– 更大胆谈“参与神”、“分享神的美德与喜乐”，
– 又不必担心自己失守在东正或灵恩式的“热情主义”中。[14][9][1]

如果你要在课堂上用几句话概括 Edwards 对现代改革宗的影响，可以这样说：
– 他让改革宗可以认真地、系统地说“theosis”，
– 又证明这样说不必牺牲加尔文主义的核心，
– 反而能把三一论、恩典与创造目的重新整合在“参与神的丰满”这一更深的神学图像之中。[6][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