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读者：“本系列旨在爬梳近代传教者和受恩（M. E. Barber）教士之生平遗迹，所涉史料悉依差会档案、往来尺牍及后人回忆。力求于故纸沉镞中厘清时代经纬，复原其事奉脉络。凡各章所述，若非另有志明，皆属原创，以飨读者。”
福清地理位置与城市
福清在福州西南，地近海口，人民勇敢，近海颇多不毛之地，难种五谷，多产番薯与花生，山明水秀，名闻全省。唐圣历二年，析其南八乡置万安县，即因八乡中之万安乡为名。天宝元年，改名福唐。后梁开平二年，改名永昌，长兴四年改为福清，以“山自永福里来，水自清源里来会于治”所故名。明清两代以之为县治，隶于福州(三山志)。
福清城距福州约45英里，位于一个狭长而耕种良好的山谷中部，四周环绕高山，一条小溪流经山谷中心。城市四周环绕着一堵高约35英尺的城墙，墙面铺有坚固的花岗岩板，有些地方厚达15至20英尺。城墙周长两到三英里，最初是为了抵御海盗而建。有人说这里的街道与罗马庞贝古城的街道相似，狭窄且铺有石板。所有房屋都是一层楼，墙面铺有与城墙、桥梁和人行道相同的花岗岩板。
上图：美以美会传教士所拍之福清城墙，约摄于1910-1920年间
上图：福清瑞云塔，街道路面可见铺贴的石板。德国建筑学家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摄于1909年
福清教会初期概况
圣公会于1850年传入福州。1863年传入福清的江镜。在前宅村设一祈祷所。由于卫理公会已先在龙田设立牧区，两个教派在布道中常有摩擦。后来英美教会在福州达成协议，福清被划归为卫理公会的传教区。故此，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就从福清召回传道者，并请教友归入卫理公会。因此圣公会在福清的工作一度中断；
不久江镜玉仑亭下村圣公会施姓教徒因购买《圣经》事件，被福清县令当成“通夷汉奸嫌疑犯”遭逮捕。经胡约翰出面向清政府交涉得释。之后，施某竭力要求胡约翰在福清设堂传道。加之在福清有颇多圣公会教友自传自治，无牧引领，前途堪虞。1878年，胡牧长与罗为霖牧师( Rev. L. Lloyd )到访福清，与卫理公会当局，讨论详情。最后达成协议：就是圣公会把古田县作为允许卫理公会的传道区，来换取圣公会在福清的传教许可。此后圣公会便派员到福清布道，扩展神国。
1879年，史荦伯牧师（Rev. Robert Warren Stewart）报告福清情形：“四、五年前，教会已发展迅速，成为自立之区，圣公会并未委派传道师及教员到地工作; 教友自租房屋，自建圣堂，自选领袖，遵照圣公会仪式及祷文，谨守主日，共同崇拜，蒙慈父祝福，向前迈进。去年本会接收彼等为会员，选派六位传道师前往服务，领导教友认识圣道，更加团结，更加爱主”[1]。
关于福清境内的妇女工作，1896年前是由胡约翰长女米妮（Minnie Wolfe）负责的。1896年9月，夏师姑（E.J.Harrison）、Miss Andrews同米妮小姐入驻福清高山服事。12月开始，和受恩、花师姑（F.E.Oatway）入驻港头传教站。这后，驻地班、女生寄宿学校也都相继成立。妇女工作借此得着加强。至于为福清办的医院：1899年医学博士Mabel Poulter和卢师姑（A.H.Leybourn）在福清开了一家药房，翌年一所医院（惠爱医院）落成并运作，惠及福清大地。
圣公会于1882年在福清县城设立了“道源堂”，前后也在江镜前宅、岸兜、港头、杭下、高山、长安等地设布道所。至民国初年，全县有教堂二十七个、布道所三个，四个牧师，十三个女传道，基督徒达4060多人。
上图：医学博士Mabel Poulter在福清惠爱医院与病人
下页图一：卢师姑（Miss Leybourn）在福清医院为学生授课，1905年春。图二：福清医院（Hok Chiang City Hospital），1904 年。（两图均藏于英国沃灵顿档案馆，Warrington Archives）
在港头的服事
1896年9月底10月初，和受恩与花师姑（F.E.Oatway）被差派驻福清服事。为熟悉乡间生活，她们先是在福清高山米妮（Minnie Wolfe）小姐处住了数周，12月定居港头（Keng-tau）传教站。提到“港头”，笔者找到花师姑于1906年在《教会传道拾穗者》一文中对它的描述：
“港头村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大村庄，位于海边，从福州乘船到港头村需要两天的路程。村子周围景色极其荒凉，寸草不生…但距离港头村仅十二英里的地方，景色却截然不同，到处都是美丽的山丘和各种各样的植被…至于那里的居民，他们独立、骄傲、有宗族意识。港头村每个人都姓‘翁’。当这个姓氏的人遇到麻烦时，村里的其他人都会尽力帮助他摆脱困境…这些人勤劳、刻苦、有耐心，每天早起，一直工作到天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一旦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爱戴，与他们维持友谊就不难了…[2]”。
我们从1897年5月和受恩所作《参观港头》的一篇文章知悉她们港头传教站房舍的概况：
“我们的…方形小白屋，房子四周都有墙，大门打开后我们身处院落之中。右边是仆人们舒适的小房间；在我们面前是通向房子的台阶；后面是一栋宽敞的本地民居，这栋房子很快就要改造成女子学校，Oatway小姐将担任校长！许多可爱的女孩正等着来这所学校了解耶稣和祂的爱。这栋房子…非常舒适。两间卧室从贯穿房子的走廊通向另一侧，走廊的另一边是餐厅兼客厅，还有一间供我们中国朋友使用的房间，她们现在每天都来学习一点东西。这就是我们整个居住的区域。…这栋房子布置得非常整洁，我们两位也非常感激能够拥有这样的好住处。在中国，佣人并不贵，我们很幸运能雇到两位仆人，他们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和安慰。厨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妻子是一位可爱的小女人，非常渴望学习教义。Oatway小姐和我都很享受教她学习的过程”[3]。
在福建八个多月后，她于1896年11月21日在福清港头的信件中提到（节选）[4]：
“几周前，我当然没想到自己会如此荣幸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写这封信。…我在这里待了四天，只见识过这里的人和他们的家之后的观察，我敢说，在福清很难找到比这里更黑暗的地方了。这里的人极其贫困，肮脏得难以形容…然而，我却充满希望…由于我从三月份才来到中国，所以我当然能做的很少。我正在使语言成为我的主要工作。我想我只错过了一天的学习。我觉得中文非常有趣，我确实赞美主，现在我有机会实践我所知道的，我发现人们真的理解我。我们这里有一位出色的圣经小姐姐，当我在人群中时，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并鼓励我简单地告诉她们一些关于耶稣和祂的爱的事情。然后她把它放大，如此优美、如此生动地解释了十字架的故事。在这里，我发现我的中文储备每天都在增加。我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初九个月，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记录的。我反复想起的，最能表达我内心感受的，是那句话：‘心满意足，满载主的祝福。’ 身体健康，能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我十年来期盼的快乐，享受着这里的语言，热爱着这里的人民，我只能说：‘我的福杯满溢。’哈利路亚”。
文中提到“十年”，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和受恩教士最初蒙主呼召成为传教士的唯一细节。从写这封信算起的“十年”将我们带回到1886年，当时她只有20岁。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圣灵已经大大作工在英国：1882年秋天，美国的大布道家慕迪访问剑桥，震动了英国，学生们的反响最为强烈，从而催生了一波传教士浪潮。
受慕迪影响的人中，最富盛名的便是大家知晓的“剑桥七杰[5]”。他们中，有人是将军的儿子，有人是伯爵的儿子，有人是板球国手，有人是富商之子。他们借慕迪的福音被主得着后，“剑桥七杰”在英国巡回作见证。
1885年2月4日晚上，在伦敦爱塞特厅（Exeter Hall）的欢送晚会，虽然下着大雨，却有几千人到场，座无虚席。站在一幅中国大地图前面，七个年轻人，一个接着一个讲述他们蒙主呼召的见证。他们中间的施达德（C. T. Studd）用这段话作为结论：你们是为今世而活呢？还是为永远而活？你们是注重世人的看法呢？还是神的看法？当有一天我们来到审判台前，人的看法对我们无足轻重，但神对我们的看法却存到永远。那么，我们岂不是应该接受祂的话语，单单仰望祂吗？之后，他们毅然放下他们已拥有的舒适、享乐、声名。跟随戴德生前往中国。这一年，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是25岁。这些刚强的见证、榜样，唤醒了基督徒对传教工场的使命感，使人看见神的需要。以及能够成为一名传教士去宣扬天国的福音而感尊荣[6]。
那一年和受恩16岁。这差不多就是和教士成长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然而，1886年似乎有什么东西对她产生了更私人、直接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是什么，这种影响伴随了她十年，一直牵引着她，致使她奉献自己。1894年9月，她进入了英国圣公会女子传教士的培训学校——位于英国伦敦斯托克纽因顿（Stoke Newington）的柳树学校（The Willows）接受训练[7]。1895年3月19日她被接受为传教士[8]。直到1896年11月21日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她写下了终于“被允许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喜悦。
上图：身穿清代长袍马褂的“剑桥七杰”，1885年于上海。
1897年6月底，和受恩因患支气管炎而病倒，随后被安排前往福州鼓岭山上的疗养院休养。她在鼓岭修养约六个月后方才恢复健康，并在书信中多次为神的眷顾而献上感谢与赞美。尔后，当她返回福清港头继续事奉时，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萨特小姐（Miss Suttor）亦加入了她们的服事行列。根据她于 1897年12月23日所写的书信[9]，可见她们已开始计划在港头开办妇女驻地班，并为神在当地为她们打开福音之门而深感喜乐。信中写道：
“…我们希望大约在二月份开办一个妇女驻地班。这非常必要，因为大多数已经受洗的妇女对于最基本的真理都一无所知。我们现在计划召集十到十二名妇女，让她们在一起生活三个月，每天教导她们…。
我们刚来这里的时候，人们非常粗鲁…有时甚至很不友好。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走在这些街道上不再受到任何骚扰。另一方面，小孩子们会说‘Bing Ang’（平安），有时他们的长辈也会友善地问候我们。此外，主也为我们打开了许多门。港头最富有的家庭之一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传道，我们和一位圣经妇女一起去了，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向聆听的妇女们解释神是谁，以及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我们人类，为了我们的救赎’做了什么。她们听得多么认真啊！一位坐在我旁边的老妇人，我向她讲述了福音故事，她说：‘Kuniong（姑娘），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天堂。’几天后，这位妇女来看望我们，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请告诉我更多关于神和天堂的事情。’去年四月，我进行了两周的巡回传道，到处都受到欢迎，并且发现许多妇女渴望学习…”。
上图：和受恩，1896年8月照
港头驻地班
1898年10月19日福清再次经历了台风洗礼，和受恩在港头的住所基本被摧毁：“即使我们的房子没有被判定为危房，我们现在也无法居住，因为上次台风过后，房子的一侧损毁严重，工人们正在拆除东墙重建。上次台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数百名华人在风暴中丧生”；之后的11月1日和受恩教士从福清另一处居家所在地–港头的西芦（Sa-Loo）发出的一封信[10]，使我们知道港头驻地班的开办：
“今年（1898年）二月农历新年快要结束之际，我有幸在港头为女性开设了一个驻地培训班，这个培训班一直开到六月。我平均有十二名女性学员，而这十二名学员中，没有一位不让我感到欣慰。我们希望两位女性能前往福州接受圣经女性的培训。其中一位已经去了。去福州的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她来我们这里时几乎不懂任何文字，对信徒的教诲也知之甚少。她离开时，已经能很好地阅读，并且总是勤奋好学，乐于接受教导。…另一位马来妇女非常热心。…我…去拜访她。她带我去了一户人家，那里住着三户人家，最近他们都扔掉了偶像，现在开始敬拜神。
…至于我居住的地方，西芦村并不大，只有大约100户人家，其中只有13户是基督徒。去年，基督徒们修建了这座教堂。为此，他们不得不提供一半的资金，大约30人。尽管这些人很穷，但他们还是设法筹集了资金，现在可以在自己的教堂里敬拜神了”。
上图：港头女子寄宿学校开学典礼团体照。第二排左边第一位站者：胡约翰。前排左：坐者西教士依次Miss Suttor、Miss Mort、Miss McClelland
乡村巡回
在西芦村，在没有佣人的时候，她们会使用瑞平吉尔炉（Rippingille stove）自行做饭。半个月后，她在致巴林－古尔德（Baring-Gould）先生的信中再次提到台风，以及与圣经妇女在乡村巡回传扬福音的事迹：
“今天狂风太猛烈了，没人敢出门。…台风过后，我们的房子被摧毁，只有两个房间可以住人。…我们希望一个月后房子就能完全完工。…天气非常糟糕，我们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经常出门，但在我们每个有传福音的荣幸。我们拥有相当热切的听众，而且异教徒经常会提出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每当我去一个从未去过的村庄时，与守候的妇女友好地交谈了几分钟后，就会收到去讲道的邀请，我和圣经妇女们欣然接受了，与此同时，人群聚集在一起聆听。通常在一次这样的“讲道”之后，会有一些旁观者邀请我们去她家，种子就是这样播下了的。我感谢神赐予我健康，让我能够从事这项荣耀的工作[11”。
“我已经去了附近的几个村庄：Lau-a（楼下）、Sang-sang（三山）、Wha-song-gieng（华塘墘）、Ai-dieng（下店）、Nang-loo（南芦）和Nang-ga（南倪）。在所有这些村庄里，我们都找到了乐于倾听的人，并且在每个村庄里都播下了种子，我相信这些种子将会生根发芽，结出永恒的果实。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可能的话，我很乐意四处奔走。能够向那些从未听过耶稣故事的人讲述，我深感荣幸[12]”。
上图：1935年龙田地图。框内：“下店”，“江头”（即港头），“南倪”，“西芦”，“南芦”。
上图：女传教士的房间，照片自木约翰。下图左：瑞平吉尔炉子。下图右：福清港头传教员与家人
[1] 黄仰英：《饮水思源》，新加坡：西玛出版社，1972年，〈福清篇〉，第157页。
[2] 档案来源：M. E. Barber 致CMS秘书Baring-Gould 之信，1898年11月15日。原件数字化转存于A Sweet Savor: Heritage，https://heritage.asweetsavor.org/letters-1898-11-15-to-mr-baring-gould。
[3] M. E. Barber,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Keng-Tau, Fuh-Kien,” i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Extracts from the Annual Letters of the Missionaries for the Year 1898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899), p. 524.
[4] F. E. Oatway, “One of China’s Villages,” The Church Missionary Gleaner, vol. 3 (1906), pp. 184-186.
[5] CMS Awake!, vol. 7, no. 83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897).
[6] James Reetzke. “M.E. Barber in Keng-Tau, Fuh-Kien.” M.E. Barber in China—The First Period (1896–1906), 3rd ed., Chicago Bibles & Books, 2005, pp. 38–39.
[7] 见第44页“撼动一个时代的剑桥七君子”照片。肖像胸前数字标注依次为：1. 施达德；2. 何斯德；3. 盖士利；4. 司安仁；5. 杜西德；6. 杜明德；7. 章必成。
[8] James Reetzke, M. E. Barber: A Seed Sown in China (Chicago, 2005), p. 7.
[9] 英国圣公会差会（CMS）柳树学院（The Willows）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主要面向来自富裕家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CEZMS和CMS成员；另一所培训学校为海布里学院（The Highbury），成立于1892年，旨在弥补部分申请人在教育背景上的不足。至19世纪后期，在福建服务的女性传教士（包括后来结婚者）中，约有一半出自柳树学院和海布里学院。
[10]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Selections from Proceedings of Committee,” The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May 1895, p. 397.
11]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Extracts from the Annual Letters of the Missionaries for the Year 1897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1898), Miss M. E. Barber to CMS, Keng-Tau, South China, December 23, 1897, pp. 413–414.
[12].M. E. Barber,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Keng-Tau, Fuh-Kien,” in Extracts from the Annual Letters of the Missionaries for the Year 1898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899), p. 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