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各公会 的“卖国”
在中国主流基督教界与学界，对地方教会的偏见莫过于他们认为倪柝声主张基督徒“不要爱世界”。事实上，倪柝声并没有要求信徒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
从下文“沦陷区基督教各公会的卖国行径”和“地方教会的爱国行为”两段已被忘却的记忆中可以看出，人性是脆弱的，即使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不例外。而那些身处日寇铁蹄、刺刀之下，淫威不屈，不愿低下头来当亡国奴的基督徒，他们的高贵品质更值得我们永世纪念。本文中有关“沦陷区基督教各公会的卖国行径”主要引用了华中师大的徐炳三教授与山东大学胡卫青教授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谢。
一、沦陷区基督教各公会的卖国行径
（一）参加由日伪政权主导的基督教团
基督新教传入日本的时间较晚，但在西方政治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十分迅速，到20世纪初已经形成以“日本基督教会”和“日本组合基督教会”两大教派为主，圣公会、浸信会、安息日会、公理会、公谊会、路德会、救世军等教派为辅的传教局面，新教协调机构“日本基督教联盟”也于1911年成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联盟”于1937年7月22日发表《非常时局有关声明》，成为日本基督教界全面倒向战争的转折点。该声明包含4个要点:
“一、值此图谋国民精神的作兴之际，念及吾等基督徒之责任不轻，须更加努力。
二、为了对吾皇军将兵的劳苦表示谢意，而开始慰问事业。
三、希冀以最低限的牺牲早日解决时艰。
四、盼望以是作为一期永久的亲善关系能够得以建立，在此切望全国基督徒热诚的祈祷。”继此声明之后,联盟又分别于9月15日和11月24日发表补充声明，三者构成日本基督教联盟对卢沟桥事变意见的宣言。这三份声明完全肯定了日本侵华的“正当性”，并出现了“日支提携共荣”、“亲善协作”、“排斥无神无灵魂的唯物思想”等字样,这说明日本基督教联盟已经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反对共产主义等理论；而声明中又多次出现号召日本教会慰问日本军队、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精神作兴运动”等，表明日本教会在行动上开始对日本侵华大力协助。除日本基督教联盟外，日本其它教派也纷纷发表支持战争的言论，如日本组合教会曾发出《支那事变有关声明》和《处于时局的协议》，其论调大体与日本基督教联盟一致；而圣公会在其文章中甚至断然说于“此次事变是圣战”，为日本侵华提供宗教依据。至此，日本基督教界开始倒向日本侵略势力，滑向军国主义的深渊。
为配合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基督教会在日本军政势力的支持下控制沦陷区的中国教会，通过控制中国基督徒影响沦陷区社会。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中国绝大多数基督教各公会经不住日本基督教会的威逼利诱，自愿不自愿地参加由日本基督教会控制的各种基督教组织。
在东北地区，1933年9月，日本长老会牧师日匹信亮和山下永幸在东京组建“满洲基督教会”，开始对东北的中国人传教。不久满洲基督教会发展为南满、北满和热河3个教区，1938年3教区下辖教会已达15个。卢沟桥事变以后，山下等人将“满洲基督教会”改组为“东亚传道会”，除管辖原有的东北各教区外，又开辟了蒙疆、华北、华中、华南4个新的教区，从而将传教触角从东北地区一直延伸到海南岛，辐射范围涵盖了中国沦陷区的大部分。1936年7月，“满洲基督教会”领导人山下永幸得到日本军方及伪满政府的准许，决定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
1936年12月1日“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在沈阳正式成立，由英国传教士胡成国任会长、方德立、李毓麟任副会长，山下永幸、高光达、华茂山任干事，山下永幸掌握着联合会的实权。“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加盟的东北基督教各公会13个，教会数达494个。其中长老会系统有309个教会，占62.55%强；而来自日本的“满洲基督教会”的教会数只有15个，仅占3.04%。但因幕后有日伪政府的主使，这个仅占3.04%的日本宗派成为整个联合会的真正领导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下永幸回国，日本牧师石川四郎接替了他的职位。1942年3月27日，石川四郎在长春西五马路教会组建“满洲基督教会”，将东北基督教15个公会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除外)合并在一起，划分8个教区，本部设在长春，至此日伪完全控制了东北教会。
在华北地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传教士尽遭逮捕，华北原有的教会系统遭到破坏。为了应付时局，华北基督教各公会联合向日伪当局提出申请，于1942年4月18日成立经过日伪当局审批同意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12名发起人全部为北京市基督教团体和教会的负责人，其中周冠卿为北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王秉衡为灯市口公理会牧师，葛肇谅为安息日会牧师，孟德荣为卫理公会牧师，石云浦为中华基督教会牧师，罗宪璋为公理会传道，周维同为远东宣教会牧师。中国教会习惯上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与北平、天津和青岛三市基督教各公会统称为“华北中华基督教”，新成立的联合会无形中成为华北基督教的领导机构。日本人利用这个现成的组织，通过多次施压，迫使华北教会于1942年10月15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北京卫理公会会督江长川担任教团主理，周冠卿担任副主理，周维同为书记。但日本牧师村上治、织田金雄和日本政界要人河野静士、武田熙亦参与其事，日本人是教团实际的领导者。在北京教团的压力下，天津教会于1942年10月24日改组天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分会和津海道区会为教团，是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天津分会。从1943年1月4日起，天津教团假东马路青年会合署办公，对外仍沿用两分会各自的名称，但组织机构完全合一，中村三郎等日本牧师同时兼任两会的顾问。这样日本教会通过华北中华基督教教团进一步控制了天津的教会组织。1942年12月6日青岛市举行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特别市分会成立大会。会长为王德润，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伏龙路同道堂牧师；副会长：杨光恩，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观象二路圣保罗堂牧师；书记：王之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济宁路教会牧师；会计：焦绍光，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济宁路教会执事；委员：赵希圣，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济宁路教会执事；委员：常子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陵县路教会执事；委员：刘延庭，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上海路教会牧师；委员：赵承九，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武定路同善教会牧师；委员：卫斯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青岛观象二路圣保罗堂长老。
除了以上两个地区外，日本教会在华东地区设立了华东基督教同盟和中日基督教协定会，西北地区组建了蒙疆基督教团，汉口成立了华中基督教团，沦陷区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各公会均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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