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基督教融贯神学”

是香港圣公会法政牧师何世明（1911-1996）提出并系统构建的一种神学思想，旨在使基督教信仰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深度的“融会与贯通”。

核心方法：“神学化的国学”与“国学化的神学”

何世明将其方法论概括为 “神学化的国学”和“国学化的神学” 。这不是简单的折衷，而是一种双向的诠释与改造：

· “国学化的神学”：主张使中国文化进入基督教信仰中，作为阐释基督教信仰的工具。即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思维方式来表达和解释基督教神学。
· “神学化的国学”：主张以基督教信仰为论据，重新评估儒家思想的得失，用基督教信仰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端。其最高理想是建立“神学化儒学”，乃至“神学化国学”。

核心内涵：对上帝与儒家伦理的融贯诠释

“融贯神学”的核心，在于对基督教核心教义与儒家思想进行系统的比较与对接：

· 上帝论：圣经与古籍中的“同一位上帝”。何世明通过比对圣经与中国古代文献，认为两者所记载的上帝都具有“良善的品格”与“无限的权能” 两大特征。他据此引用《马可福音》12:32“上帝是一位”，得出结论：“基督教圣经与中国古代典籍所记载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这为整个融贯体系奠定了基石。
· 伦理观：以基督教“成全”儒家。他认为儒家伦理（如仁、义、礼、智、信、孝道）是优秀的，但需要基督教信仰来“成全”与“改造”。其目的在于用更完善的基督教信仰，去补足儒家思想中可能缺失的超越性根基。

与“生生神学”及“形上生命哲学”的异同

同为融合“生生”与基督教的思想，“融贯神学”与汪维藩的“生生神学”、罗光的“形上生命哲学”在根基上存在重要区别：

· 诠释原则的差异：汪维藩的“生生神学”以 “生” 为诠释原则，重新解读上帝论、基督论等核心信条。罗光的“形上生命哲学”则以 “存有”与“创生力” 为哲学本体论基础。而何世明的“融贯神学”更侧重于在文本与概念层面进行直接的比对与贯通，其方法更具护教与比较研究的色彩。
· 对“超越”与“内在”的理解侧重：罗光的体系最终指向一个超越的创造主（天主） 作为生命力的终极源头，属于“外在超越”的进路。汪维藩的“生生神学”更强调上帝内在于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之中。而何世明的“融贯神学”则试图通过论证圣经与古籍中上帝的同位性，来消解这种“超越”与“内在”的紧张关系。

争议与评价

“融贯神学”在学界也引发了一些批评：

· “独儒法”的局限：批评者指出，何世明以中国儒家等同于中国文化，其视野主要局限于儒家传统，未能充分容纳道家、佛教等其他重要的中国文化资源。
· “通真道”的挑战：从福音派立场看，其方法存在将“类似作为等同” 的倾向。例如，将圣经中的上帝与中国古籍中的“上帝”直接等同，可能否定了基督信仰中真神的独特性，在“通真道”（即合乎圣经真理）方面受到质疑。

总结

何世明的“融贯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探索中的一个重要案例。它以 “神学化的国学”与“国学化的神学” 为方法，试图在文本与概念层面实现基督教信仰与儒家思想的深度融通。尽管其“独儒法”的局限和“通真道”的挑战构成了内在张力，但它为理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理论范式，其努力和贡献在近代华人神学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